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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企业家不归路 　　中国制造业的“黄金时代”渐行渐远。一方面，竞争日趋惨烈，人口红利和廉价土地优势已然越来越小，生产成本不断上升，退税不断下滑，央行银根偏紧，低端产品和服务已充斥整个市场，几乎每个行业都开始近身肉搏，诸多“利空”效应叠加而来，实业越来越难做。另一方面，通胀压力之下，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却由热转凉，有钱的企业一下子没了方向，大量闲散资本没有出路，积聚成“堰塞湖”。企业掌门人开始纷纷寻找非传统的“理财”方式。生逢我们这个时代，太多的人都把偶然当做必然，梦想着奇迹或者好运发生，能够一本万利、一劳永逸甚至一夜暴富。在这种浮躁的氛围下，私募这个可能使财富倍增的名词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然而，对多数企业家来说，这恐怕是一条“不归路”。 　　 　　错热的寄生经济 　　十年前，私募是没多少人知道的名词，如今已经成为中国商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百度一下“私募”，可以检索到8000万条链接；私募大佬演绎诸多财富故事的同时，甚至连“私奔”都成了公众事件；如今随便参加一个商务论坛，都能上换回来一堆私募基金公司的名片；而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等名校的私募总裁研修班也是招生火爆。 　　倒退十年，中国的企业大都是实体型公司，提供的是摸得着看得见的产品或服务。如今，这边是实业日趋艰辛，那边是资本一飞冲天。于是，企业的掌门人们开始研究股神巴菲特，在博弈中蹒跚学步，致力于实现从实业家向投资家的转型，完成从资本到资本的循环。企业家的惊险跳跃不再是从商品向资本的转换，而是证券监管部门的一纸批文。企业家都开始憧憬着资本家的幸福生活，做起私募、炒房炒矿、放高利贷等令人激动的资本业务，不惜将原本精心耕种多年的业务撂荒。电影中，2012年被描绘成世界末日，我们可以视之为科幻；但现实中，企业家群体的消亡倒是不争的事实。如今，踏踏实实做实业的人越来越少了，中国商业社会的价值取向已经严重异化。 　　然而问题真的是那么简单吗？万物都有其固有的规律，欲速则不达，投资也不例外。春播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此间要经历“锄禾日当午”的辛劳，不可能今天播种，明天就能收获，甚至早上播种，晚上就能收获。然而追求快进快出的私募就是要颠覆这一规律，为此“编概念”、“讲故事”，用堆积木的方式来拼凑出一套“看上去很美”的盈利模式。然而脱离了产业固有的规律，这些假设往往是空中楼阁。赌味颇浓的私募把自己的赢利模式比喻为“走钢丝”，把上市敲钟比喻为“完成最后惊险的一跳”，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玩的就是心跳。但从本质上说，资本是一种依附经济，说得再难听一点，资本是寄生经济。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经营业绩作为支撑，资本神话最终都是海市蜃楼。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当资本故事讲得神乎其神时，故事已经演变成为一种巧取豪夺的游戏工具。资本本身并不能直接创造价值，否则银行就没必要把钱借给企业，完全可以“自娱自乐”。试想：对证券市场而言，流动性能够短期影响证券指数，但最终决定股价的还是公司的经营业绩。 　　企业家觉得做实业难，选择急流勇退，希望转型为“投资家”，嫁接别人的实业，实现一夜暴富，这种逻辑本身就是一个悖谬――己所不能，何求于人？ 　　 　　“山参”不够“萝卜”凑？ 　　东北有座长白山，盛产名贵药材山参。私募经理好比长白山上的挖参人。千年山参（相当于主板项目）几乎被挖光了，只能关注百年山参（相当于中小板项目），甚至是十年山参（相当于创业板项目）。如今，山参几乎被挖光了，再挖下去，恐怕只有不值钱的大萝卜。好项目越来越难找，然而更大的难度还在后面。 　　在中国的市场上，共有大小私募机构近3000家，绝大多数私募的获利方式，都是把钱投向那些未来打算上市的企业，通过推动企业IPO再退出的方式获取高额回报。这导致私募寻找项目具有中国特色“自上而下”的方式。在中国做私募不讲技术，而是讲人脉和圈子。你可能在所处的“市里”和“县里”笑傲江湖，然而要玩转上市公司，绝对需要在皇城根下的“部里”呼风唤雨，你有这么大的能量吗？ 　　目前大约有近3000家左右的企业准备上市，按照目前的趋势，中国每年新增IPO公司数量大致会在500家左右，未来“消化”这些企业需要6年时间。然而每年还有大量新增私募投资前赴后继地加入到上市大军中来，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景观已经开始隆重上演。2010年，中国共有490家企业在境内外证券市场上市，其中具有私募参股的为220家。220家是一个多大的概率？我们可以作一个通俗的比喻：2010年清华大学的本科招生规模是3300人，相当于220家私募背景上市公司的15倍。换言之，你认为自己的孩子考上清华大学的概率是多少？你投资的项目能够上市的概率是自己孩子考上清华概率的1/15。相对于每年数以千计的私募投资项目，绝大多数项目注定是无法IPO的。那么它们的出路何在？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