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明七次中国之行.docVIP

胡志明七次中国之行 　　越共最高领导人胡志明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的七次中国之行，每一次都有着不寻常的经历。 　　 　　第一次：给鲍罗廷当翻译 　　 　　胡志明1890年出生于越南义安省南檀县金莲村，22岁时在一艘去法国的海轮上做杂役，定居法国后成为首批法国共产党员之一，还介绍赵世炎、陈延年、陈乔五、王若飞、肖三等五位中国志愿者入党。 　　1924年12月，34岁的胡志明从莫斯科东方大学第一次来中国，给孙中山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做翻译。胡志明精通法、英、俄、中等多国语言，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为鲍罗廷翻译整理当天的报纸信息要闻，方便其参考。 　　在中国期间，胡志明每日辛勤工作，却从未忘记国仇家恨。他利用空闲时间联络在广州的越南革命者举办越南青年特别政治训练班，并邀请周恩来、张太雷、李富春、彭湃等中共领导人授课，久而久之，与他们建立起深厚的友谊。然而好景不长，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江苏、广东、浙江等省也相继出现对共产党员的大屠杀。当时，胡志明也被通缉，在中共安排下，他与鲍罗廷一起经上海、海参崴前往莫斯科。 　　 　　第二次：成为八路军办事处的“特殊一员” 　　 　　1938年秋，胡志明从苏联经新疆进入延安考察学习，在枣园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同志相处了一个多月，后来被叶剑英安排到八路军办事处救亡室，负责卫生、墙报等事项。为了安全起见，他化名“胡光”，中共很多同志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一次，胡志明急需一台法文打字机，便托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买一台。李克农找到交通员李佩群，认真地说：“佩群，交代给你一项重要任务，你去香港时顺路带一台法文打字机回来吧。” 　　李佩群好奇地问：“谁要？” 　　“胡光同志。” 　　“胡光？不就是救亡室那位佩着上等兵标志的瘦高个么？”李佩群心中充满了疑惑，但由于党内有纪律，交待的任务不容多问，他一去香港就千方百计买了一台法文打字机带回来。 　　胡志明见到打字机后简直高兴坏了，竟一反往常连水果都不舍得买的习惯，爽快地邀请李佩群“下馆子”，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第三次：当上了南岳游干班“少校台员” 　　 　　1939年2月10日，叶剑英应国民党军委会邀请，带一大批工作人员前往南岳，担任南岳游击干部培训班教官，胡志明也在其中。当时，胡志明刚去苏联汇报完工作，又迫不及待地从东北入境，途经奉天、北京赶到南岳游干班，并担任“少校台员”。胡志明懂外语，所以专职负责收听外语新闻广播以及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联系。 　　中共派往游干班的人起初住在南岳镇西边一处地主的桔园里，适逢日机狂轰滥炸，游干班不得不迁往零陵、祁县一带。正巧，此时越共党组织正向中共打听胡志明的下落，并准备派人来广西龙州县接头，于是在中共安排下，交通员李佩群护送胡志明去广西南宁经镇南关回国。这时李佩群才恍然大悟：原来胡光就是越南共产党的中央领导人！ 　　 　　第四次：被张发奎囚禁了13个月 　　 　　1942年8月17日，胡志明从越南高平省北坡出发，经广西靖西进入中国，准备拜会周恩来，了解抗日战争的情况。不幸的是，胡志明路过靖西县时，被他的警卫队副队长阮某出卖。阮某通过其表兄向当地警察局告密，胡志明随即被捕，而这里正是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地盘。 　　此时胡志明已是越南印度支那共产党主席，他被捕的消息传到越南后，印度支那党中央立即展开一系列营救活动，但几个月来胡志明被辗转关押了好几个地方，且守卫森严，组织营救谈何容易，越共不得不求助于中共。 　　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得知此事后心急如焚，他一边向延安毛泽东报告，一边在重庆组织营救，首先通过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从国民党立法院院长孙科那里取得了越共发出的营救电报（因为翦伯赞与立法院副院长覃振是同乡，而覃振是国民党元老，所以孙科不得不给面子），然后又邀约李宗仁和冯玉祥向蒋介石施压。蒋介石认为越共领导人胡志明对自己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就给张发奎发电报让其释放胡志明。当时，胡志明已被关押13个月，长期营养不良导致他面容憔悴，牙齿脱落，头发灰白，但他在狱中仍然坚持斗争，写出了一百多首革命诗歌，后结集为《狱中日记》发表。 　　 　　第五次：请求中共援助――“土顾问我们也要！” 　　 　　1945年，越南爆发“八月革命”，推翻了傀儡保大政府，建立起越南民主共和国新政权。但长久盘踞在越南的法国人不甘失败，他们在英国军队的默许下重新攻占西贡，并相继占领河内等大城市，胡志明等越共领导人只能暂时撤退，转移到越北深山中。 　　1949年6月，法国军队得寸进尺，又侵占了越南南北部的大部分城市及所有交通要道，越共的存亡危在旦夕，胡志明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潜入中国寻求帮助。1950年1月，胡志明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北京，与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晤谈，可这时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