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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消费和意义延宕 　　[摘 要] 新的历史语境下,中国电影迎来众声喧哗的叙事形态。张艺谋导演以其独特的叙事者身份,试图以符号消费主导下的文本策略,将多元互文融合进入《三枪拍案惊奇》,以寓言的缝合方式,寻求文本的异质化从而摆脱其焦虑,进而通过对消费大众的分类,取得与预期冲突的审美效果。然而这一缝合也必然面临其文本内部的断裂,从而不可避免地步入消费文本意义延宕的文本危机。而这一文本运作的现象,为深入当下中国电影新的叙事语境和叙事方式,提供了考察的途径。 　　[关键词] 符号;文本;消费;延宕 　　 　　2010年初最为让人关注的文化事件之一莫过于张艺谋在创造了所谓的“后奥运会”的新的文化语境后,再度回归电影文本。这为电影文本叙述者的身份产生了有趣味的重合,而这一独特的身份结构,为我们深入当下中国电影即将迎来的新的叙述语境和新的叙述策略提供了意味深长的途径。而《三枪拍案惊奇》(以下简称为《三枪》)恰恰是在这文本交错、新旧交替的符号生产系统,为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提出了诸多拷问。 　　一、众声喧哗下的符号实践 　　张艺谋导演在其历史境况下,站在主流话语的核心,并跨越了诸多符号生产的领域,这种多重叙事身份,使其较其他电影导演有了更为广阔的叙事视野和叙事材料。而这种叙事视野和导演本身所熟悉的叙事材料在当下众声喧哗的符号生产实践中,较以往越发显得至关重要。尤其是在符号作为消费手段的时代,迫使任何文本的叙事者不得不考虑文本的可消费性。很明显,这种能够有效整合文本,促使文本依附任何可靠的流通规则,都显现出了愈发成功的趋势,包括以往的冯小刚贺岁系列、新近的宁浩的疯狂系列,甚至例如以《桃花运》成功从作者导演转向市场的马俪文导演。某些主旋律叙述也出现了趋向这种符号生产的迹象,例如上映不久的《开国大典》,这是迄今为止市场反应较好的主旋律之一。 　　显然,张艺谋作为这场符号消费美学运动的前沿者,更能看清其内在的时代性。从《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到2008年奥运会开闭幕总导演,张艺谋式的文本叙述已经走到了宏大的顶端。此时,无论从符号生产的时代性,抑或从自身文本叙述的突破,选择《三枪》这一文本都显得是审慎的选择。 　　(一)文本的重合和共享 　　信息技术将困顿人类的空间维度在文本层面上实现了共时性,将世界范围内的文本积聚到同步的视点当中。这为以往的叙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观察领域,这导致文本在消费为主导的生产系统中,更多的不是如同传统那样从文本内部着手考虑叙事的可靠性,而是从文本外部考虑有哪些是可以共享的。文本更多的是作为其可供承载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这一文本一洗以往的铅华,缀满了各种奇货可居的饰品,站在待价而沽的市场里。《三枪》敏锐地把握了这一新的铭文策略,出现了当前极具影响力经济的赵本山小品、东北二人转、科恩兄弟成名作、黑色喜剧、情景剧《武林外传》,甚至还有张艺谋旧式的乡土重温和纯色美学等叠影重重的文本形态,而这些有机地纳入到由角色和关系形成巨大张力空间的科恩的旧本《血迷宫》。 　　(二)语境中的寓言体 　　神话和寓言伴随人类叙事初期的懵懂时代,并建构了随后人类文化的基本框架。寓言和神话具有类似的文本叙述特征,例如它对于时空的抽离,例如对于情境追究的漠视,甚至是对合理性的漠视。寓言更多强调的是作为隐喻的抽象思考,并将这一思考放到一个有趣味的假定行当中进行考察,从而推导出一个非此即彼的二元困境,从而将其结论显现出来。因此寓言不同于一般的强调幻真的文学叙事,这类叙事的文本在于其情境的可信度,从而呈现为直观形象,以来模仿和移情获得审美和认同。 　　显然《三枪》不属于后者,也根本区别于它的前身《血迷宫》。它是在不知名的地方,不知道何时发生的,不知何时开始的,不知道如何结束的一段故事。而其大块的纯色也已经试图辅助人们意识到这一文本的属性,将自身与其他以及它的前身标示出来。更勿论其夸张的美术、服装,癫狂的表演和错乱的台词。当把这些看似荒诞的各色杂等放诸寓言体中,一切反而符合了寓言的理性。 　　(三)寻求异质的再生产 　　在当下宏大叙事的陨灭,话语的日趋碎片化的境况下,寻求一种文本自身的再生产已经是包括电影在内诸多艺术类型的时代命题。信息时代已经将异质性推到了任何一个文本叙事者首要考虑的念头里。以往文本的异质性来自文本本身的类型特征,在同一类型里的异质性是不作为衡量文本价值的首要标准。但是随着人类知识总体的共享和快速传播,加之各种解构经典的思潮和理论不断破坏原有的宏伟建构,失去父辈影响焦虑的人们,面临一个无从超越、无从构建的荒芜境地。文本作者本身面临着自身认同和标示的危机,从而导致标新立异成为创作的最大焦虑。《三枪》是这样的再生产的需求和焦虑的混合物,它再现了这个时代文本的总体境遇,也预示着这样的境遇导致的未来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