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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经济人思想渊源到理性借鉴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反思 　　 [摘要] 结合经济人的应用效应，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反思，在进一步利用“利己”机制鼓励创新行为以达到整体社会效率提高的同时，更要树立塑造“利他”意识，纠正利己偏差，从而实现人际、物际、天地人合一的和合社会。 　　 [关键词] 经济人； 自利； 利他； 交相利； 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 F12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7）10-0020-02 　　 　　经济人是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一个著名的重要概念。他认为，凡是能够作出独立经济决策的个人家庭或企业单位都可称之为经济人。经济人思想承认利己为人的自然属性，是本能的、先天的。又承认利他是人的社会属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利己与利他的关系一般表现为如下三种类型：主观利己客观利他，结果是互利；利己―利他―利己，借助利他手段达到利己目的；利己―损人―利己，通过损害他人利益达到利己目的，这种类型是斯密所否定的。 　　 　　一、经济人假定的思想渊源 　　 　　由于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表现出的人性矛盾使人们对经济人假定产生了怀疑。然而，通过分析中外古代思想家关于利和义、公利和私利、善和恶等思想，不难发现，经济人思想假定，具有深厚的思想理论渊源，是合理的。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为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部分承认、部分反对利己思想。他认为“私有财产家庭，养成人们利己和贪欲之心，引起社会的分歧和矛盾，所以除了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民阶层可以拥有私有财产和家庭之外，战士和哲学家都不应该拥有私有财产，也不应该有他人不能进入的家事”；(引自鲁友章、李宗正《经济学说史》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7页)与柏拉图几乎同时代的我国春秋后期政治家晏婴，为了领主阶级利益，把“利”分成公利和私利，认为公利是更为重要的。此前的社会生活中，广泛流行着利与义的思辨思想，认为“义”是求“利”的伦理标准。财富即利的获得，要符合伦理标准，“义以利生”；没有伦理标准财富无从建立，“废义则利不立”。晏婴进一步认为统治阶级更应节俭不应穷奢极欲，要取义，把利让给民众，如：“义多则敌寡,利厚则民欢”。(《晏子春秋》第三卷，内篇问上，第三)他给个人求利加上了伦理限度，在一定的所谓德的限度内，个人财富才可长远保持。把获得财富的活动与伦理结合起来形成伦理财富观，即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儒家代表孔子轻利重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为“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他不仅将财富的获得与伦理规范联系起来，还进一步认定财富与伦理是对立的，并更鲜明的赋予一定的阶级内容，看作是两个对立阶级的不同自然倾向。义是君子在获得财富时应遵行的伦理规范；小人好利，也不能漫无限制，义对于小人是外部的或强加的伦理规范。如果说晏婴对人们获取财富所作的伦理限制只是隐蔽着阶级内容的一般抽象，孔子的新解释则正确而露骨地反映了正在急剧发展中的新兴封建阶级关系。 　　在我国古代，最早公开提出以“利”字为其哲学纲领的是在晚周诸学派中的墨翟。墨子也时常提到义，但以利为归依。认为利是社会伦理基础，分辨义与不义要依据其行为，以利人与不利人为标准。利于人就是义，不利于人就是不义。他说：“所谓贵良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保也。”“义，利也”。(墨子，耕耘篇)墨子重视“功利”，但不是一个个人利己主义者，他把个人利益与整个集体利益糅合在一起，认为利人也就是利己，损人即是损己。 　　 　　二、由利己、互利、利己+利他，递进到和谐社会 　　 　　众所周知，经济人假定是商品社会的产物，普遍适用于市场经济体制。自19世纪始，西方世界空前繁荣，尽管存在相对贫困，但人们的生活水平总体上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审视我国实行的短短的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更加充分反映出“看不见的手”――经济人的理性逐利，是“富国裕民”的良好机制。 　　然而，进入新世纪，当不可再生资源生产峰值逐步逼近、土地质量下降、生态环境不可持续、信誉缺失、贫富差距加大等不和谐因素纷至沓来时，我们不能不反思经济人的应用效应。我们认为，经济人假定尽管有科学合理性，但不是万能的，上述危机或不和谐因素不能不说是与它的局限性有某种程度的联系。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必须趋利避害、合理借鉴，通过宏观政策的引导，使得经济主体沿着利己、互利、利己+利他的轨迹逐层递进到和谐社会。 　　首先，承认和尊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人的自然属性――经济人的利己动机，并进一步激励经济主体独立自主地改善自身物质生活条件的行为和意识。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就个人家庭也好，还是就企业也好，对利己动机从根本上是否定的。当然，这与我们不承认社会主义阶段存在商品经济和未实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