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镜花缘中商人形象.docVIP

论镜花缘中商人形象 　　摘 要：清代李汝珍所作的《镜花缘》，前半部分主要写岭南士人唐敖及久惯飘洋、深谙经商之道的商人林之洋、舵工多九公三人游历海外三十余国的奇异经历。作者用海外经商串起了故事情节，书中描写了经商前的准备、具体的经商活动以及作者理想的经商国度。商人不惧风浪去海外贸易，支撑他们冒险的动力便是丰厚的利润，逐利是他们的目标。然而，小说的作者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的读书人，虽然处于商品经济萌芽的时代，对经商的观念也有所转变，但是“重义轻利”的观念依然影响着他，作者总是希望商人能不那么唯利是图，自觉地把货物价格放在一个理想的价位中。书中种种经商描写寄托着作者的社会理想以及对现实社会中商人的期望。 　　关键词：《镜花缘》 商人 海外 　　 　　自古以来重义轻利的思想为历代统治者所倡导，传统讲求崇本抑末，本业是农业耕作，要大力发展；商业是末流，要加以贬抑。“士农工商”，商人的地位最低，而且受到种种限制，如被征收高额赋税，其子孙限制参加科举等。因此古人也往往以经商为耻，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去考虑经商。文人作品中一般也很少有对商人的描述，即使有，形象也往往不佳。 　　而这一现象，到明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明代的商品经济长足发展，孕育了“好货”、“求利”的思想。工商业的发展使商人的地位有了改变，以“三言”、“二拍”等白话小说为代表，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一系列鲜活、复杂的商人形象，并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时代特征，凌 初在“二拍”中肯定商人在创业时的冒险精神和创造财富时的刻苦努力。书中崇商的例证也有不少，如“三言”中《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就写到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常言”：“一品官，二品客。”“二拍”的《赠芝麻识破假形 撷草药巧谐真儒》也对商人做了充分的肯定，说“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商人在很多作品中不再以丑恶的嘴脸出现，而是作为正面的主人公。 　　这种情况在清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清代李汝珍所作的《镜花缘》，前半部分主要写岭南士人唐敖及久惯飘洋、深谙经商之道的商人林之洋、舵工多九公三人游历海外三十余国的奇异经历。作者用海外经商串起了故事情节。当然，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产生，都离不开当时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生活。 　　一方面，随着清代经济的发展，清政府对商业及商人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清康熙皇帝在康熙二十三年宣布开海贸易：“向令开海贸易，谓于闽粤边海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财货流通，各省俱有裨益。”①雍正皇帝也重视保护商人利益：“无论满洲，绿旗兵弁，倘有需索商民者，即指名提参治罪。”②《大清律例》中还专门设置《课程》《钱债》《市廛》这几个门类来规范当时的商业活动，而且清政府为照顾商人子弟科举入仕，特设商籍，规定了专门学额，准许商人子弟在行商省份附籍入试。这些都提高了商人的政治地位。 　　另一方面《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约1763―1830年）十九岁随兄李汝璜来到古海州所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重镇板浦。他所处的时代商业经济繁荣，特别是江南和东南沿海一带，手工业发展迅速，市民意识逐渐增强。在板浦期间由于兄长是盐官的关系，得以结交一批盐商子弟。特别是岳丈许氏家族，更是海州的名门望族。“许家为了盐运便利，家里养有海船，李汝珍不止一次随其舅兄出海飘洋经商，在海上谈天说地，大谈经商之道。李汝珍是位有心人，他把自己生活阅历经过整理和加工，写进了《镜花缘》，从而塑造出林之洋这样的文人经商典型。李汝珍的老师凌廷堪、舅兄许桂林等都是定居在板浦的徽商，家里也有出海商船，他们的言行为《镜花缘》的儒商形象提供了创作素材。”③而且李汝珍本人博学多才，天时、地利、人和，《镜花缘》应运而生。 　　一、出海前的准备 　　《镜花缘》中主要描写的是海外贸易情况。书中林之洋、多九公等人都是海运商人，从小说中的描写我们可以想见，在李汝珍生活的乾嘉时代，出海贸易、弃儒从商已是十分常见的生活选择。小说主人公唐敖，之前一心追求功名，可最后虽“连捷中了探花”，但被人告发曾“与叛逆结盟”，出仕后“恐不免结党营私”，于是依旧罢为秀才。经此打击之后，唐敖有了弃绝红尘之意，决心随舅兄林之洋去海外畅游。林之洋“乃河北德州平原郡人氏，寄居岭南，素日作些海船生意”。他年轻时也曾追求功名，但视痛苦的岁考为“活地狱”，很早就弃儒经商，成为一名成功的海运商人。此外，出海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便是舵工多九公，他“幼年也曾入学，因不得中，弃了书本，作些海船生意。后来消折本钱，替人管船拿舵为生，儒巾久已不戴，为人老成，满腹才学。今年八旬向外，精神最好，走路如飞”，而且“久惯飘洋，海外山水，全能透彻，那些异草奇花，野鸟怪兽，无有不知”，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者。 　　作者通过书中人物交代了出海的不便与危险： 　　林之洋道：“妹夫同俺骨肉至亲，怎说船钱饭食来了！”因向妻子道：“大娘，你听妹夫这是甚话！”吕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