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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生代农民工边缘化根源与消解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随着代际的更换，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部分，他们在城市化发展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陷入“边缘化”困境，这对我国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充分考量新生代农民工“边缘化”的经济、政治、文化根源，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设置有利于其发展的管理和服务模式，从而消解新生代农民工的“边缘化”，以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城市化 边缘化 根源 消解 　　 　　“新生代农民工”第一次正式出现在2010 年中央一号文件里，充分说明了党和政府对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深切关怀，也充分凸显了党中央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张晓山，2010）。“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成长并且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初步统计，整个农民工群体的数目是2.3亿左右，新生代农民工约有1.2亿左右，大约占农民工总数的60%，甚至高达75%（欧阳晨，2010）。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上一代农民工有着巨大差异。相对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较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他们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注重包括身份转变、职业转换和地域转移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同步实现。 　　新生代农民工的“边缘化”困境 　　（一）经济生活“边缘化” 　　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获取维持自己及家庭成员基本生活资料的最基本途径。但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模式比较传统，主要依赖于自身的社会关系网实现。亲友和老乡是获得就业信息的主渠道，据有关资料和调查显示，有 41.9%的人通过亲友、老乡介绍找到工作，只有16.9%通过劳务市场找到工作。新生代农民工找工作的模式具有非社会化、简单化特点，因此限制了自身工作的范围和种类，使得同一工种的劳动力大量简单聚集，不利于整个社会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他们就业的工资水平较低、就业不稳定、工作环境恶劣、管理不规范等问题突出。另外，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民也有根本的区别，他们受到城市文化的熏陶，接受了城市的不少文化和观念，很难再复原到农村原来的生活轨道上（甘满堂，2005）。他们追求和城里同龄人一样“穿着时髦、讲究消费品味”的物质生活。有限的就业机会、微薄的收入与不断膨胀的消费需求之间的矛盾，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面临着经济生活的“边缘化”。 　　（二）政治参与“边缘化” 　　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机制和利益表达机制严重淡化。一是在户籍地政治权利的淡化；二是在参加工作地政治权利的淡化。一方面，按照制度安排，他们应当在户籍地（农村）参与各种选举，但是他们的参与需求却在下降；另一方面，他们有在居住地或工作地的城市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利的愿望，却很少能够得到满足，造成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的严重错位。新生代农民工常年生活、工作在城市，有定居城市的意愿，城市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与他们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他们热切希望能够参与城市社会的政治生活，表达自身的利益需求。然而，在现行的政治制度安排下，他们往往无法参与到城市街道的公共事务管理中来，无法较好地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这种既远离了农村的政治生活，又不能融入到城市政治生活的状况，使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事实上的“政治边缘人”，他们的政治参与陷入“边缘化”困境。 　　（三）文化娱乐“边缘化”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娱乐活动主要是看电视、报纸杂志和学习。由于收入较低，他们只能选择最廉价的文化消费方式。他们对文化精神生活有着强烈的需求和渴望，希望能够在工作之余享受到丰富多彩、贴近实际、健康进步的精神食粮。但由于缺少城市文明所必需的邻里组织、政治组织、社团组织和其他组织，他们的文化娱乐生活很难群体性展开，和固有的城市居民以及居民文化之间的融入也缺少一种介入衔接机制。这种介入机制的缺乏，把新生代农民工排斥在城市文明之外，使得他们的绝大多数文化娱乐活动属于单个体活动或者说是他们这个群体的内部性简单活动。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作为城市“局外人”的身份有较普遍的认同，难以建立对城市居民的信任感，这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他们之间的正常文化交往和沟通，阻碍了次级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心理上的主动排斥使他们缺乏介入城市生活的积极性，并且感觉与城市生活和城市居民之间的关系日趋隔离，社会距离的增大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自愿选择结成自己的“边缘化”社群网络。新生代农民工对家乡的认同更多地系于与亲人的情感。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又不断消解着他们对家乡存有的情感认同和社会记忆，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也使他们渐渐不再适应农村的文化生活方式。但是城市人的文化生活“对他们来说，更多的只是想象，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严格的户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