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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演变及其发展取向 　　摘要：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法律上被确认为整个国家和全社会的指导思想，这是一个客观的宪法意义上的事实；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在事实上被高度边缘化，这也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意义上的事实；以上述现象的存在为前提，中国社会围绕基本经济理论的论战及其分歧同样也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意义上的事实。作为现实的社会存在在理论上的反映，上述三个方面的事实及其矛盾的内涵已在去年关于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大讨论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演变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6)09-0063-04 　　 　　一、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与演变 　　 　　从一门科学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地位及其演变来看，作为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自被引入中国之日起，即成为中国共产党及新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而居于唯一的和最基本的、同时也是最高的基础理论的地位，成为推动和指导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指南。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华民族才得以完成了历史性的社会革命，建立了统一、独立、自由的全新的国家；才得以初步完成了国民经济的工业化，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状况，实现了国家的初步繁荣；才得以开始了以实现更高的社会发展目标为取向的改革，开创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的历史进程。毫无疑问，上述历史进程都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展开、进行和实现的。 　　然而，随着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改革方向的变迁，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全面转型，使得政治经济学在面对这一以制度变革为内涵和以对具体经济运行的技术性分析与管理为导向的特定的社会需求时，在实际上不可避免地处于一种理论上的矛盾和技术上的不适应状态：在此，问题的实质在于政治经济学分析所提供的基本观点因理论取向的不同而不为社会所接受；在于政治经济学很难对具体的经济运行问题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技术性的解释和可选择、可验证的技术上的解决方案。政治经济学因此开始、并日益脱离社会的需求，失去了对迅速发展和变化着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最终在事实上被边缘化。 　　随着市场化改革和社会转型的深入，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利益结构及相应的意识形态和利益倾向的变化，政治经济学在某种范围内和层面上已客观地成为某种特定的利益追求的障碍而被系统地加以歪曲和诋毁。因此，政治经济学同时也在事实上被妖魔化。 　　与此同时，由于在脱离现实经济生活的前提下强行运行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导向功能，遂迫使政治经济学不得不极其庸俗地成为具体的改革政策的通俗化的解说、宣传性的注释和片面的硬性辩护。其结果必然使政治经济学日益成为具体政策的理论附庸而趋向庸俗化的发展。 　　上述基于不适应基础上的“边缘化――妖魔化――庸俗化”正是现阶段政治经济学走向衰败，以及在事实上处于“信仰危机”和“合法性危机”这一双重危机的一般机制和具体进程之中的根本原因。因此，当前的政治经济学事实上已处于由边缘化、妖魔化和庸俗化，以及三者相互交织而导致的某种不断趋于衰落的危机之中，而不是仅仅只处于简单的边缘化之中。 　　与此相对应的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异乎寻常的繁荣，并在很大程度上已实际控制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学话语权，从而居于从作为社会经济运动的指导思想（理论）到作为社会普遍的经济生活意识的事实上的主流地位。尽管从宪法规定与党和国家的政策上来看，政治经济学从未被边缘化过。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种理论危机――政治经济学的危机。 　　随着市场化改革在社会基本制度层面上的进一步深化，不仅使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内在的缺陷开始逐步地（然而却是全面地）显露出来，而且也使改革初期基于某种特定的改革策略与路径形成和积累的问题日趋显性化。尤其是两类问题的历史性扭结和交织，导致了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从以收入差距悬殊到分配不公，再到贫富差距过大为表征的社会两极分化的日益严重、并日趋结构化和固定化，以及由此决定的有效需求不足，社会基本保障压力巨大，失业、就业状况的恶化；从以产权改革为名进行的民营化或私有化进程到国有资产的大规模流失与国有企业的普遍衰败，再到严重的权钱交易、吏治腐败；从二元经济的畸形发展和农村发展的长期停滞到过度的外向-依附型经济和被置于外部资金、技术和国际营销体系控制下的“世界工场”，再到经济波动、资源环境问题的恶化；从劳资纷争到社会稳定问题的尖锐化，再到社会治安环境的恶化；从以经济上的分化到意识形态的分裂，再到政治利益要求的分野为表征的“多元化”、以及以种种“民主”要求为标志的对现阶段中国基本社会制度的“合法性”的质疑，等等。上述经济-社会问题的存在，已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