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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构建 　　摘 要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空判”现象严重，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本文回顾了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历史沿革，在我国部分城市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全国范围内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构建。 　　关键词 刑事被害人 政治利益理论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 　　作者简介：于鹏程，青岛大学法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薛倩君，青岛大学法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2)01-037-02 　　 　　一、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时代背景和起因 　　目前看来，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空判”现象严重。青岛中院审理的重大人身伤害案件附带民事赔偿率不足7%，甘肃和宁夏审理的重特大刑事案件附带民事赔偿率不足10%，广州市近三年来1710起附带民事赔偿执行案件中，虽然执结了1426起，但大部分以中止或终结执行的形式结案。 　　这种情况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一是闹访、缠诉严重，被害人的矛头转向了司法机关，甚至党委政府。据最高检2006年的统计，其受理的涉诉的1811件案件中，被害人申诉上访的占35.5%。二是被害人的自助行为是社会不安定因素。在无法得到赔偿的情况下，被害人往往会把手伸向罪犯的家属。被害人的自助行为，侵犯了罪犯家属的个人财产，影响了其正常生活。三是合法权益无法得到赔偿会使被害人产生报复心理，报复性犯罪时有发生。当被害人转化为犯罪者，其犯罪时的预谋性、目的性和残忍性就会加强。 　　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相悖，“少杀”“慎杀”日渐成为趋势，与传统的重刑思想相悖。在刑事判决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民事赔偿的难以实现会使被害人对国家机关产生失望情绪，对罪犯及其家属产生仇视情绪，这会使犯罪的危害结果扩大，甚至诱发二次犯罪，这对我国和谐安定的社会局面是极为不利的。这也是对宪法精神的背离，“人权既及于犯罪人，也应平等的给予被害人。”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可以维系罪犯和被害人之间的平衡。 　　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增强，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司法为民是这一制度的大的时代背景。而起因则是附带民事诉讼大量“空判”，被害人合权益保障缺失，因此滋生一系列影响社会不安定因素，长期困扰着司法实践，且这种状况依靠现行法律制度无法克服，迫切需要一项新的救助形式来弥补附带民事诉讼的不足。 　　二、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历史沿革 　　《汉莫拉比法典》第23条规定：“如果强盗未能捕获，被劫者应于上帝前请求其失物；盗窃发生地之城市与长官应回复其所失物。”第24条规定：“如生命被害时，城市与长官应赔偿其人民银一名那。” 　　19世纪末，以菲利和加罗法洛为代表的意大利刑事实证学派认为，被害人因种种原因不能得到赔偿便转而通过犯罪以维持生存已经成为一种事实。 　　被尊为犯罪补偿制度之母的英格兰大法官玛格丽?弗瑞女士在1957年对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进行了论述，在世界范围内尚属首次，对英、美、加等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新西兰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该制度的国家。1963年，新西兰通过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确定了针对27种暴力犯罪被害人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日本于1980年5月1日制定了《犯罪被害人等给付金支付法》，并于1981年1月1日起施行，第一个在亚洲范围内实行该制度。 　　1985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43/40号决议《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明确规定了国家补偿制度的对象、方式，原则性规定了补偿资金的来源和补偿的程序，使该制度走向成熟。到目前为止，世界范围内已经有新西兰、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近二十个国家建立了该制度。 　　近年来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覆盖老、弱、病、残、特困群体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逐步建立完善。2005年中央政法委从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安定局面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各地可积极探索建立特困群体案件执行救助基金的要求。2005年最高院在《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中把探索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列入全国法院2007年工作计划。2009年3月17日最高院印发的《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中明确规定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对因受犯罪侵害而陷入生活困境的受害群众实行国家救助，研究制定人民法院救助细则。 　　2004年2月，山东省淄博市出台了《关于建立犯罪被害人经济困难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实行了试点。2004年11月，山东省青岛市也在地区范围内进行了试点。目前，全国已在山东、浙江、湖北等十几个省份的一些城市开展试点，上千万的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