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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我国公民迁徙自由权宪法保护障碍 　　摘要：迁徙自由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国际人权公约以及世界各国宪法都有关于迁徙自由权的保障和限制性规定。而我国现行宪法并没有明确公民的这一基本权利。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确认迁徙自由权的条件已基本成熟，然而，在我国，对迁徙自由权进行宪法保护仍然面临许多障碍，这些因素除了制度障碍外，还包括法学理论以及思想认识与法律文化方面的障碍。将迁徙自由权从政府层面引向宪法层次，就必须正视和克服这些不利因素。 　　关键词：迁徙自由权；宪法保护；障碍 　　中图分类号：D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3-0316-02 　　 　　 　　迁徙自由权作为现代法治国家公民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人权，受到世界各国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的普遍尊重和保护。19世纪70年代世界各国宪法直接涉及迁徙自由权的占57%，而未在宪法中直接规定迁徙自由权的国家也通过宪法判例或惯例的方式对该权利进行确立和保障。同时，迁徙自由权也为《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等一系列国际公约所确认和保护。在我国，迁徙自由权曾被写入1954年宪法，但是1958年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使得该项权利在宪法中形同虚设，公民的迁徙自由权非但没有得到切实保障，反而受到了严格限制。此后的1975宪法干脆取消了迁徙自由权，1978年宪法和现行1982年宪法均未予以恢复。直到如今，公民的迁徙自由权仍被排斥在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范围之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全面确立，从宪法上确认并保障公民迁徙自由权的时机已基本成熟。然而，这并不表示在我国迁徙自由权的宪法保护不存在任何阻碍因素。将迁徙自由权从政府层面引向宪法层次，就必须正视和克服以下影响迁徙自由权的不利因素。 　　一、现实制度方面的障碍 　　（一）户籍管理制度障碍 　　为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人口管理制度，如日本、泰国、瑞典等。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和完善起来的二元户口管理制度，与其他国家的户籍制度有本质上的不同。首先，中国的二元户籍制度包括迁移审批制度。公民迁徙需要政府事前审批，否则就不被承认。而其他国家的户籍制度是单纯的事后登记制度，体现了迁徙自由。中国的户籍制度还与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紧密结合，对权利和资源进行分配，将城乡居民隔离成差别对待的利益主体，进一步限制了公民的迁徙自由。其次，其他国家的户籍制度仅用来进行人口统计，而中国的户籍制度还具有证明人的不同身份的职能。这种身份具有世袭性，有高低之分、贵贱之别。户籍这一社会管理的技术性措施从而也被制度化为“权利的等级证书”和“身份的象征与符号”，加深着城乡之间的差距与歧视，维持着一种不公正的社会结构，并直接形成了与宪政精神的对撞。[1]它钳制了人才的自由流动，阻碍着农民往城市寻求幸福生活的尝试和努力，使他们遭受着制度性的歧视，严重伤害了他们的感情。可以说，户籍制度是目前我国实现迁徙自由的最大制度性障碍。 　　（二）与户籍制度相关的制度障碍 　　1、教育制度 　　我国当前教育体制中的不公平现象，可谓人所周知。现行户籍制度明确规定个人只能在常住户口所在地接受教育，如果跨越户口所在地就学，必须缴纳借读费，而且通常情况下只有经过批准或找关系才能获得就读机会。而拥有城市户口的居民，天生就享有在城区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权利。高校招生中也存在着户籍歧视问题。我国高等教育考试制度规定考生必须在户口所在地参加考试，许多随父母在城市读书的学生无法参加当地组织的高考，从而造成极大不便。这样一种由户口决定教育地点的制度，隐含着个人在受教育权利方面的不平等，极大地损害了公立高等教育的公平性。人才需要公平教育来培养，需要公正考试来发现。公民迁徙自由权的保障和实现需要教育资源的公平享有。 　　2、社会保障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国家在社会保障领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农村人口的福利待遇还是明显低于城市人口。目前我国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相对健全、完善。而农村社会保障的形式主要是农村社会救济和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农村养老保险仅在少数地区试点，其他的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障更无曾谈起。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不把农民这样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置于社会保障的阳光沐浴下，它就不能说自己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2]如果社会保障制度不能覆盖全体国民，如果仍然存在很大的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那么户籍制度改革就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公民的迁徙自由权也无法得到保障和实现。 　　3、农村土地使用权制度 　　《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属于村农民集体。然而，村集体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现实中往往是农民集体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