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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主体性发挥障碍与路径选择 　　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新时期党中央、国务院为破解“三农”难题，统筹城乡发展推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是农民，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和难点集中在中西部农村地区，那里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又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因此，农民主体性发挥的程度关系到西部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败。 　　 　　发挥农民主体性是新农村建设战略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是主导力量，新农村建设的启动、展开、发展方向都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资金扶持、法律保护、舆论引领。党和政府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且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反映了党和政府对农村工作的重视。从思想倾向性看，这次重视的导向非常清楚，是“重视统筹城乡发展”。在方针和政策导向上不是向农民伸手，而是“多予，少取，放活”；不是把农民当作被动的处置对象，而是以人为本把农民看成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不是把新农村建设当作临时性的工作，而是当作一个重大而长期的历史任务。这些都是新农村建设的“新意”所在。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的是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生产质量。建设新农村不仅仅要靠外部力量，更需要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农民。农民的主体力量，是指农民把新农村建设看作自己的事情，积极主动地投入建设，并在建设中发挥主力军的作用。这是新农村建设持久的力量之源，是保持农村生机的永续动力。主体的力量激发不出来，新农村建设是不可能有希望的。前些年我们也一再强调重视解决“三农”问题，“农村文件一大筐，基层干部喊破嗓”，但是“农民兄弟懒洋洋”的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尴尬局面，其深层原因在于只是把农民当作被动的受体，被拯救的对象，农民的主体力量没有启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走出这种尴尬困局，使农民的主体力量得到充分发挥。 　　 　　西部地区政府强力主导下农民主体性未能充分发挥的原因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导致农村人力资源匮乏。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适应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劳务收入，已经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成为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经济支撑。不仅如此，大量农民工进城，还加速了城乡信息交流，给农村带来了观念的更新，加快了农村经济不断融入市场经济的步伐。但是，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新农村建设进程，首先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东部沿海城市就业，这已经给一些地方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一些隐患和问题。其次，城乡产业互动实现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很少，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协调发展、新农村和谐社会构建的贡献并不明显。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严重下滑，农村经济发展缺乏人才资源的支撑。这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问题。 　　外出务工农民回乡创业的道路并不顺畅。近几年来，外出务工的农民，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挣回了一些钱，有的已经有了比较好的资金积累。这中间有一部分农民还是希望能够利用这些资金积蓄，好好地创一个事业，来回报家乡、回报社会。但是诸多方面的制约限制了这些农村精英梦想的实现。一是体制性、制度性障碍。我们现行的企业登记与管理、税收政策、土地利用政策、创业条件创造等很多方面都是“城乡一体化”的，没有专门针对回乡创业农民的特殊优惠政策和措施。二是金融服务方面的障碍。民营企业融资难，从事农业产业化的民营企业融资更难，小规模经营的农业产业化企业融资难上加难。这也是阻碍外出务工农民回乡创业，甚至迫使他们选择经济环境较好的外地创业的一个主要因素。 　　农民整体素质低下，无法满足新农村建设要求。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一个村镇建设问题，而是每一个村民发展的问题。农业科技进步、农业合作组织化提高、乡风文明的发展，村容庄貌的改善、民主管理意识的增强都需要农民具有相应的素质来实现。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尤其是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较短，整体素质不高，这是西部地区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农民整体素质的低下，势必影响西部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 　　农村组织化程度偏低，农民合作意识不强。农村现代组织孕育着有益于政府和农民的双重积极效应。不仅政府的方针政策可以通过农村现代组织直接贯彻到农民，而且可以将目前政府出面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城市化改造、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等工作交由农村组织管理。更重要的是，可以依靠组织提供信息、资源和帮助，为农民提供一个表达意愿的平台、施展才能的空间，实现农民与政府的有效沟通和联系，调动农民投身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西部地区农村由于经济活力不强，集体经济的解体，家庭联产承包制将农民分割在孤立的生产区域内，缺乏集体协作的动力，农村除了村民自治组织和基层党组织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