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外国记者们.docVIP

西安事变前外国记者们 　　西安事变前夕,有三位外国记者出现在西安:斯诺、斯诺夫人与史沫特莱。但在事变发生时,三人中却只剩下有共产国际背景的史沫特莱还在西安,似乎碰巧遇上了事变,从而成为当时唯一在西安向世界报道事变的外国新闻记者。从西安事变作为秘密战线一大杰作的角度来看,史沫特莱在关键时刻出现在关键岗位,应该不是偶然的。 　　 　　“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的斯诺夫人 　　 　　1936年9月的一天,埃德加#8226;斯诺在北京的家中来了一位红都保安的信使,把正在红区访问的斯诺的一封家信,带给了斯诺夫人海伦#8226;斯诺,希望她能跟随信使,前往红区与斯诺会面。 　　同样作为新闻记者的斯诺夫人大喜过望。经过几天的匆忙准备,斯诺夫人与斯诺前往红区时一样,在北京火车站与信使秘密照面后,装作互不认识,先后登上了前往西安的列车。 　　到西安后,又像斯诺那样,被安排在西京招待所,对外声称是进行新闻工作和考古研究。斯诺夫人说:“我到招待所不一会儿,就有人来访。来人脸上生有雀斑,身穿花呢高尔夫球灯笼短裤,戴着便帽,是归国留学生类型的中国人。他随随便便,坦白诚挚,有幽默感而且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来人用地道的英语讲话,自称叫查尔斯,其实就是红军驻张学良处的联络代表刘鼎。 　　刘鼎的态度并不热情,他告诉斯诺夫人:只有一辆小卡车,还有其他非常重要的行李需要运送,给斯诺夫人腾地方实在不容易。因为军队在调动,要把卡车开过分界线很困难。他还说,他丝毫也不知道斯诺现在何处,在干什么事情。还认为斯诺夫人看上去没有健壮到足以进行这样一次旅行的程度,并且提出疑问:“你为什么要去呢?”最后,刘鼎告诉斯诺夫人,卡车可能在任何一天的拂晓出发,他会提前通知她,要她在接到通知后几小时内做好出发准备,并且必须独自前往汽车停放的秘密地点。斯诺夫人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他真让人气馁。” 　　当时斯诺到西安后的待遇完全不同,接待他的是特地从保安赶来的、被斯诺称为“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头子”的邓发,并很快踏上了前往红区的道路。两相比较,刘鼎的态度显然表明红区并不欢迎斯诺夫人。 　　随后的事实似乎证明了这一点。斯诺夫人写道:“在西安,大约有两周的时间,我每天急得死去活来,期待着第二天早晨就出发,开始危险的旅程,到刘鼎所说的我可能被不定期地放逐在那儿的地方去。我过于紧张和激动,以致食不知味,寝不安席。” 　　但刘鼎依然无动于衷,他几次打电话通知斯诺夫人,那辆小卡车尚未到达。由于军事演习,卡车被阻在渭河对岸了。斯诺夫人写道:“他无法查明我丈夫将在什么时候返回,但他认为,由于需要,几乎随时都可能回来。他劝我立即离开西安,部分是为了不把注意力引向斯诺,如果他被发现,一定会失去胶片和笔记本。”从斯诺夫人的回忆中不难看出,她觉得刘鼎不仅是在敷衍,简直就是在撵她回北京。因此她继续写道:“我根本不想离开西安。虽然我是一个蹩脚的女记者,但在我可以不费力地得到一个有价值的故事的时候,我能看得出来,而现在这里就酝酿着一个有价值的故事。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记录历史的机会。”作为新闻工作者的敏感,斯诺夫人已经“看得出来”,西安即将发生一个重大的历史性事件。 　　正当斯诺夫人“根本不想离开西安”之际,她突然遇到了一个新闻工作者无法抗拒的诱惑。她写道:“少帅派人来请我去,他想要求我作为唯一可以见到的外国记者,通过埃德(斯诺)所在的报纸《伦敦每日先驱报》,扩大传播西安的形势。”作为“一个蹩脚的女记者”突然受到如此青睐,荣获如此良机,斯诺夫人不禁大喜过望。 　　10月3日下午6时,斯诺夫人去见张学良时,她说自己“几乎抑制不住欣喜的心情”。张学良在“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接见了她,回答了她提出的五个当时非常敏感的问题:“少帅的回答与蒋介石的政策截然相反。他爆炸性的正式声明如下:‘如果共产党人能够与我们精诚合作,在中央政府领导下共御外侮,那么这个问题也许有可能如近来的西南事件一样得到和平解决。’会见结束后,他走过来与我握手。这是一种盟约、保证。” 　　小记者得到了足以影响中国和世界的大新闻,斯诺夫人的兴奋与激动可想而知。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又让斯诺夫人大失所望,她竟然无法在西安发出她的报道:“西安电报局拒绝拍发我的电报,我不得不乘坐去北京的首班火车,我极不愿意在我一生中最大的事件正在发展时离开西安,但查尔斯――刘鼎坚持让我走。”不甘心的斯诺夫人经过几天努力,依然无法向北京的报社发出手中的重要新闻,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刻返回北京。在刘鼎的催促下,虽然极不想走但又不得不走的斯诺夫人在专人的陪同下很不甘心地离开了西安,那天是1936年10月7日。 　　现在看来,斯诺夫人显然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与历史擦肩而过的斯诺 　　 　　斯诺1936年6月秘密进入陕北红区访问,到10月中旬已经历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