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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促成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有利条件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政府组织在我国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其深刻原因在于社会转型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作了充分的准备：市场化改革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政府改革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政治、行政环境；公民参与意识的增强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为非政府组织的成长准备了良好的法制环境。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市场化改革；政府改革；公民参与；法制环境 　　中图分类号：C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16-0036-02 　　 　　非政府组织的出现与发展体现了民众主动参与社会发展，自主解决社会问题的精神，提示了一种减少市场机制负面效应，超越国家机构官僚作风，增进人际和谐与社会向善的发展战略。在矛盾错综复杂、问题层出不穷的社会转型时期，非政府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样社会转型也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准备。本文将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纬度探寻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政府组织在我国获得蓬勃发展的深刻原因。 　　一、市场化改革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马克思说过：“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1]因此，社会的变革首先表现为经济领域的变革。转型期市场化改革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第一，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使中国的所有制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打破了原有所有制结构单一、僵化，特别是国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形势和新格局，这种从单一公有制向多种所有制并存、共同发展的转变，使中国在经济领域中率先划分了“私域”和“公域”的界限，将自由首先还给经济事务，扩大了经济自由的范围，一个不受国家权力控制而只受国家宏观调控的自治的经济领域正在迅速形成和发展中。而这个自治的经济领域既是公民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公民社会赖以成长的基础。 　　第二，由于市场化改革打破了平均主义，造成了普通民众之间的分化，不同所有制、不同产业、不同地域之间的民众差异越来越大，不同群体的社会需求差异性也随之加大，产生了社会需求的多元化。这样在国家放权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政府做不好、市场又不愿做或也做不好的社会公共事务方面的问题，这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的兴起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第三，经济体制改革为独立于政府的个人和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创造了资源基础。首先，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为各种民间组织的确立和活动创造了必要的经济条件。其次，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稀缺资源的拥有和配置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自由劳动力的出现使得社会领域中的各种组织可以比较自由地获得人力资源，而无须经过政府的批准。 　　第四，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是企业必须成为拥有自主经营权的独立法人，政府和企业必须分开，企业应当对自己的赢亏负完全的责任。在这种新的经济体制下，一方面，企业的自主权极大地增加，这就使某些行业组织和同业组织有可能成为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政府的民间组织；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增大了企业的风险程度，企业必须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过分依赖于政府、赢利或亏损一个样的风险机制。新的风险机制要求企业本身完全承担盈亏的责任，这种风险机制势必滋生出企业的自我保护意识，发展起企业的利益保护机制，各种行业性的利益团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迅速成长起来的。 　　二、政府改革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政治、行政环境 　　首先，政府职能转变将释放出大量的社会管理职能，使非政府组织获得前所未有的生存、发展空间。政府改革的直接对象是政府，但它的影响却远不限于政府。政府机构改革将深刻地影响着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是关键。1986年，邓小平就深刻地认识到，精简机构的实质乃是精简政府职能，他说，必须下放权力，国家发号施令少了，上面的机构就没什么事情可做，就可精简了[2]。转变政府职能涉及两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把市场能够做的事情交给市场，把生产经营的权力真正交给企业，把政府的责任重点放在市场不能做和效能差的地方，把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到宏观调控、规范市场、搞好基础设施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来；二是还权于民，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把政府不该管、做不了、做不好的职能转移给各种社会组织来承担。这样在“小政府、大社会”为目标的政府职能转换过程中，大量公共管理职能从政府部门转移出来，，一些原来由政府直接承担的职能逐渐社会化，走向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的道路。特别是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以后，与国际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