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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长征队伍中外国人 　　在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队伍中，有一批特殊的战士。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语言和肤色有别，但他们参加了中国红军的长征。在这些参加长征的外国人中，有德国人奥托?布劳恩（李德），越南人洪水，朝鲜人毕士悌、武亭，英国人鲁道夫?勃沙特等。 　　 　　长征过程中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布劳恩（李德）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历史中，李德是一个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的名字。他有着共产国际的“耀眼”背景，曾经以自己在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的特殊地位执掌红军“帅印”，参与“导演”长征，并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中工作、生活长达7年之久。 　　李德，德国名为奥托?布劳恩。他自己取名为李德，意为“姓李的德国人”，后来他还使用过“华夫”这一笔名，意思是“中国的男人”。关于李德的经历，有多种说法。据李德自己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曾经应征入伍；1919年参加了“斯巴达克”联盟（后改名为德国共产党）；1929年，李德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2年春毕业后，李德来到中国。他先到达东北，后又前往上海，并应博古等人的邀请于1933年9月底到达江西瑞金，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 　　李德到达江西苏区后，在博古等人的全力支持下，迅速把持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策权和指挥权，凌驾于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上。这时，正值国民党军队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尽管李德有着较深的军事理论造诣和一定的革命经验，但他脱离中国红军的特定作战对象和战场条件等方面的实际情况来指挥战争，放弃前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以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的战术来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致使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进行长征。 　　由于博古、李德等人指挥错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继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尔后又采取了逃跑主义，中央红军在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四道封锁线的一个多月时间里，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损失惨重。血的事实，引起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愤怒和不满，强烈要求变换领导。 　　在这一万分危急的关头，当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讨论红军的前进方向问题。毛泽东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从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出发，对博古、李德等人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出批评，并坚决主张放弃原定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黔北进军。但是，由于博古、李德等人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会议仍遵循原定计划，准备北上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周恩来主持下于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经过激烈斗争，会议拒绝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同意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决定放弃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 　　新的战略方针一经确立并付诸实行，就立即有效地打乱了敌人原来的部署。由此开始，红军相继突破乌江，攻克遵义，战局出现转机，红军恢复了活力，避免了可能遭覆灭的危险。事实摆在面前，广大红军指战员在胜利和失败中认识到，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惨痛教训，改组党和军队的领导，解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已经成了当务之急。 　　1935年1月1日，经过毛泽东的坚决斗争，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排除了李德的干扰，决定中央红军继续向黔北进军。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尖锐地批评李德“包办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取消了军委的集体领导”，“不但完全无视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办法”。大多数与会者也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列举大量战例，对李德的错误指挥和粗暴作风进行了揭露与批评；指出李德不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只知纸上谈兵，其教条主义战略战术上的严重错误给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造成了严重损失。李德在会上为自己作了辩护，说自己只是作为一个顾问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任何责任都应由中国领导人承担，是他们把事情搞糟了，应受谴责的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等等。他没承认任何错误，也断然拒绝了一切批评。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遵义会议撤销了以李德为代表的“三人团”。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共中央确立了新的三人军事小组，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全权指挥军事。从此以后，李德参加红军领导层决策性会议的次数逐渐减少，即使应邀参加，也只是列席而已。 　　1935年10月19日，李德随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今吴旗镇)，成为走完长征全程的西方人之一。 　　到达陕北后，李德不再被邀请参加中央的任何会议，他以学习汉语来打发时间。深深的失落、无聊，使李德感到非常孤独和痛苦，再加上身处异域，生活艰苦，李德实在不想再在中国呆下去了。1939年，李德离开中国前往苏联。当飞机离开延安机场向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