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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福辛苦结果就是幸福 　　从北京东三环到位于大兴的星光影视园，驱车大约需要半小时。 　　这里分布着大小不等的产业园区，从建筑风格上很容易分辨哪些建于上世纪90年代、哪些建于最近10年。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环球人物》记者走进星光影视园东区的演播厅大楼，里面有不同规模的演播厅，其中1200平方米的演播厅正在搭建一个巨大的弧形舞台，灯光骤然亮起，从不同角度射下的紫色光影将所有人包裹在梦幻般的意境中，这里即将录制央视节目《舞蹈世界》。向西步行大约5分钟，来到影视园西区，这里是近年新建的演播厅，一个3600平方米的演播厅内，脚下十几米都是升降舞台，钢制地板可以自动起降，将演员直接带到地面。这里刚录完一期《中国新说唱》，这是当下国内最火的综艺节目之一;今年浙江卫视、江苏卫视的春节晚会也是在这里录制的。 　　在中国电视综艺领域，星光影视园是一个大本营式的存在。它是目前国内唯一的国家级电视节目制作基地，也是规模最大的。2015年，在星光影视成立35周年的庆典上，一位知名主持人说：“我的节目90%都是在星光录制的，过去我总是说自己‘在星光主持’，只有今天我是在‘主持星光’。” 　　在参观星光影视园的途中，记者见到了星光创始人、董事长陈瑞福。回顾自己的奋斗历程，他说最想感谢的是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 马棚做厂房的岁月 　　我出生在大兴区西红门镇，是九村的村民。我出生在这里，创业也在这里。 　　 　　改革开放之前，我就开始搞副业了。我是老三届的最后一届（1968年），上学时就喜欢搞技术，回到村里后就一门心思学农业，先是跟着老农学育苗、学治病虫害，后来学树木嫁接。那时我特别喜欢去图书馆，看了好多这方面的书。但在上世纪70年代，农民生活太穷了，光靠种庄稼吃不饱，我就想带着村里人干点能挣钱的农副业。 　　那时马路边有很多野生灌木丛，树条、荆条到处都是，还有高粱秆、稻秆，我们就用这些东西编筐，或者做成扫炕、扫地的笤帚。我跟别人不太一样，别人编筐都愿意找年纪大的、有技术的，我全找年轻人、外行人，因为有活力，而且我自己也研究怎么创新。 　　当时很多老农笑话我：“你们编的是什么筐啊？窟窿眼那么大，放进去个萝卜都能漏出来。”他们不知道，我们的筐是给玻璃三厂包装玻璃灯罩用的，如果编得太密会又沉又费料，所以我才故意编成大窟窿眼的。我干事情不太走常规，总喜欢搞点创新和特色。 　　就这样农副业干了四五年，迎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后，我就琢磨着开公司。那会儿照相机是稀罕物，我很喜欢摄影，每次去照相馆就观察那里的器材。后来有专业人士跟我说，照相馆特别缺摄影灯，计划经济时代，每家照相馆也就一两个灯。我说这咱能做吗？他说当然能做呀。我再仔细一看，原来就是一个大铝盆中间打个眼儿，然后安装个灯泡。于是我就在村里找了几个人，成立了“西红门照相器材厂”，开始研究制作摄影灯。 　　那时我不懂工业技术，灯罩怎么做、灯架子怎么做，涉及的知识太多了，不是买本书就能解决的。我每天晚上都去找一些在国营工厂干活的老乡，让他们给我讲构造、帮我出主意，最后真的做出来了，但东西卖给谁又是个问题。当时还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双轨制，我们找了一圈后才了解了市场，并请业内人士来看产品。人家一听都很兴奋，结果到我们这一看又很失望。 　　第一是没有正规厂房。最初我们把厂房设在村里的幼儿园，进屋左边是一帮小孩吱哇乱叫，右边干活儿。后来地方不够使了，我们又搬到马棚里，一半是马，一半是厂房。人家来了一看，就这么个地儿能搞工厂吗？可是咱们刚起步，没有钱，上哪儿盖厂房去？ 　　第二是没有正式工人。当时我是九村生产队副业组的组长，只能组织一些农民，他们过去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子很苦，特别向往当工人，哪怕再简陋的厂房，在他们眼里也是工厂。我就招了一些年轻人，他们一大早去地里干点农活，然后就来工厂干活。每年夏天我们还要停工几天，让大家收小麦。 　　第三是没资金。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贷款是什么，更不知道找银行，还是农业思维，有多少钱做多少灯。我们手里就是编筐卖的那点钱，能买10台灯的料就做10台灯，赚的钱全部投入生产。工具也是七拼八凑，小工具自己从家带，有什么带什么，大工具我去当地自行车铺借，“我借你台气泵使一天行吗？”创业头3年都是这样过来的。 “不做配角，要做主角” 　　我这个人做事不给自己留退路，认准一件事就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当时困难很多，但只要往前走、不断学习，总能找到解决办法。 　　 　　比如给产品定价，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做出东西不知道该卖多少钱。于是找人问，他说你要让物价科来定。我们当时一个乡镇小厂，哪有物价科呀，后来又找到北京市文化用品公司，请教了一位物价科的老师傅，他告诉我产品原料、补料、人工等分成多少类，价格要包括材料费、运费、包装费、税金等，让我有了成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