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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证据排除对维护程序尊严意义 　　如今，“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已经成为中国法学界，尤其是诉讼法学界普遍肯定的论断。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能够成为区别法治与恣意的人治的程序，应当是“正当程序”，即注重权利保障和职权规制的程序；不仅如此。而且应当是具有足够尊严的程序。换句话说，体现了权利保障和职权规制的程序规范应当能够有效的发挥作用，是区别于恣意的人治的法治的基础。 　　程序规范应当能够有效的发挥作用，需要具备诸多条件。其中，对违反程序的行为设置系统而科学的程序性法律后果，是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条件。而在诸多程序性法律后果中，非法证据的排除又是常见且有效的规定。对此，笔者以前曾予以论述。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设置系统而科学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却一直缺乏应有的重视，不论是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还是经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均缺乏对违反程序的行为设置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最近，由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颁发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死刑案件证据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改变了这个局面。在这两个规定中，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作了较为明确而系统的规定。我认为，两个规定的出台，通过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的确立和实施，将会有助于改变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法律规范缺乏应有的尊严的局面。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又必要深入探讨两个规定所依据的原理及相关内容，以使两个规定在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刑事程序法律规范具有尊严的含义及意义 　　 　　如果说权利保障和职权规制是程序的正当性基础，那么，程序规范具有不可违反的尊严，则是正当程序能有效遏制“恣意的人治”的基础。这是现代刑事证据法的另一个基础性问题。 　　现代刑事证据法大都是些程序性规范。这些程序性规范在现实中是否得到应有的尊重，使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显然是个必须重视的基础性问题。很难设想，如果刑事证据法在权利保障和职权规制方面所作的规定，在现实中并不被尊重，那么，这样的规定还有多少实际意义?通过对一些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人们对诸如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对形成这些冤假错案的原因作多角度的剖析，诸如刑讯逼供屡禁不止、轻信口供、刑事证明标准难以把握等等。确实，形成这些冤假错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原有的刑事证据规则不够完善也是重要原因。然而，我认为，关键的问题是：已经规定的程序并未被尊重，恣意违反程序规范的行为仍能在现实中产生积极的效果。我们从已经披露的办案过程不难看到这一点。佘祥林案曾多次被发回重审，原因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但在多次发回重审，事实和证据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冤案仍然铸成。即使是从1979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这也是严重违法。至于赵作海案更能说明问题。承办案件的检察机关和法院对案件事实、证据并无把握。据说，赵作海案的辩护人当时尚未取得律师资格，但他仍然能够指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但冤案仍未能避免。我以为，这样的冤案很难认为是由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等出了问题所致， 　　从极端的意义上甚至于可以说，如果能够确保原有的程序规范得到有效遵守，应可以预防类似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冤案的发生。关键的问题在于，已经规定的程序可以恣意违反，而刑事诉讼进程和结果却仍能以此为据。因此，缺乏不可违反的尊严的程序规范，其效果十分可疑。这才应是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二、如何使程序法律规范具有不可违反之尊严 　　 　　如何使刑事程序规范具有不可违反的尊严，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在我看来，建构完善的程序性法律后果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不可或缺的基础。 　　关于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应系统规定刑事程序法律后果的问题，笔者曾在1994年发表过相关的论文。我认为，程序法仅仅依靠实体法作为保障是不够的，因为现实表明：现有的程序法对屡见不鲜的违反刑事诉讼程序的行为几乎无可奈何，由此导致了诸多不合理现象。例如，刑事诉讼中的职权机关违反程序规定行使职权，但其效力却被肯定：职权机关的程序违法行为使刑事诉讼中的参与人权利受到侵犯，而结果却被肯定：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未导致任何法律后果一一既无合适的实体法律后果可适用，也无明确的程序法律后果的规定，等等。为此，刑事诉讼法需要建构自成体系的程序性法律后果。 　　在该文中，笔者曾对刑事程序法律后果的概念进行过简要论述，即对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及其结果在程序上不予认可，或予以否定或要求补正。根据该概念。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法律后果共有四种：(1)否定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的效力，并使诉讼从违反诉讼程序的该行为发生的那个阶段重新开始。(2)否定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的效力，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