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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开拓者朱葆三 　　 　　1926年夏，上海爆发时疫，年近八旬的宁波大商人朱葆三让他由捐办的时疫医院免费给贫民治病，他自己也经常去医院察看。因为劳累过度，他病倒了，不久辞世，时为1926年8月21日，享年79岁。 朱葆三的去世和葬礼成为当时上海滩轰动一时的大事，参加追悼会的中外人士有七千多人。在追悼会上，有不少人讲话，在中国风云一时的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1857―1927）说，我是美国人，也来参加朱公的追悼会，因为他生前办事不分国界，各种事业，无不热心赞助。朱公是我的老友，今天去逝，不仅中国人失去好导师，我这个外国人也因之失去一位好导师。其他社会名流对朱葆三的为人也做了极高的评价。朱葆三去逝两个月后出殡，仪仗队多达三十二种，其中不乏他生前亦敌亦友的租界当局所派。由他生前好友设置的路祭有三十六处，路祭摆设皆甚为壮观，那天观看的上海市民多达五十多万人。他的灵柩回到故乡时，男女老幼蜿蜒数十里迎接，所有车辆绕道，所有商店下半旗，路祭无数。可谓“大腕的葬礼”。 　　朱葆三生于1848年3月。父亲朱祥麟是一位下级武官，常年驻防在县城。朱葆三兄弟三人，哥哥早逝，母亲带着朱葆三和弟弟朱捷三在乡下生活。父亲不在身边，这个清贫家庭的孩子多少有些早熟，十岁出头，他俨然已经是一家之主了，承担起了照顾母亲和弟弟的责任。1861年，朱祥麟去逝，一家人生计顿时陷入困境，14岁的朱葆三不得不去上海谋生。一方面由于开埠通商，一方面由于太平天国战争迫使大批苏南地主携巨款避入租借，上海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和远东最繁华的大都会。朱葆三寻得一份学徒的工作，但在旧上海做学徒，往往几年下来，也学不到本事，师父怕徒弟抢饭碗，往往只教一半，徒弟只是店里的杂役。朱葆三的老板算是个实在人，对徒弟不算苛刻，加上朱葆三手勤脚快，少说多看，在业务上逐渐熟稔起来，由于识字不多，每天还得抽空自学珠算、记账和阅读商业尺牍，这些对他来说有些吃力，但他并不泄气。同时，朱葆三发现，能说英语可以和外商直接做生意，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学好英语。上海商界，能说英语的华人是一种稀缺的人才。但朱葆三每月五角的月规是交不起学费的，天无绝人之路，隔壁店里的读书声提醒了朱葆三。隔壁店里的一个学徒正在补习学校学英语，每月三元学费。朱葆三想了一个主意，让他教自己，自己将每月五角钱的月规送给他作为酬谢。这样，学生教学生，朱葆三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朱葆三的勤奋诚实让老板很是赏识，在他学徒期间，就破例让他当跑街、进货员和会计员。1864年，店里的总账房去世，17岁的朱葆三立即升任总账房和营业主任。四年后，经理也去世了，朱葆三成了经理。当时，他才21岁。朱葆三的才干和勤勉让商店的业务不断增加，可惜好景不长，老板的逝世让协记吃食五金店消失了。 　　朱葆三离开后自己开了一家五金店，取名“慎裕五金号”。这个店生意很好，人才济济，比如，后来民国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的父亲顾晴川就在店里做总账房。因为同样经营五金，朱葆三和叶澄衷时有接触，当时的叶澄衷已经是旅沪的宁波商人中的著名人物了，二人是同乡，都是十来岁来上海，都是从五金做起，都学了英语，都很正直，这让他们一见如故，叶澄衷比朱葆三大一些，朱葆三以兄侍之。叶澄衷建议朱葆三把他的店搬到叶澄衷在福州路和四川路口13号大楼去。那边地段好，铺面大，这让朱葆三的五金店上了一个台阶，店名改为“慎裕五金商行”，经营业务从小五金到大五金都做，还从事进出口，把外国的机器、钢材运进来，卖给工厂。 　　慎裕五金商行开办后，朱葆三增加了一项新的业务，就是放贷。朱葆三的好友袁树勋时任苏淞太道，朱葆三推荐得力助手顾晴川去担任道台衙门的会计员兼司出纳库银。当时袁树勋经手庚子赔款，这是一笔笔巨款，具体办事者，自然是顾晴川。朱葆三指示顾晴川，这笔银子一到，便折放到上海钱庄里去生息，然后交给上海海关。袁树勋上交的利息以官利计算，而存钱庄的折息比官利要高，其中的差额甚为可观。这样，每天清晨，各钱庄经理便去慎裕五金商行等待朱葆三来折放头寸，朱葆三成了掌握各钱庄折放权的钱业领袖。 　　当时上海的洋行甚多，尽管洋人在上海有许多特权，但毕竟是洋人，也有很多不便，因此洋人便倾向于请当地有名望的人来做买办。朱葆三以他在商界的名望被英商平和洋行锁定，成了买办。朱葆三尽管做了买办，但很在乎中国人的尊严，他不住租界，也不去洋行上班，洋行有事，总是洋大班到慎裕五金商行找他商议。每年朱葆三只去洋行一次，就是洋人的圣诞节。 　　周转庚子赔款让朱葆三对金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真正进入近代意义上的金融业，要等到1897年。1897年，近代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立。创办人是财政邮电大臣、商行大臣盛宣怀。银行一成立，盛宣怀便聘请朱葆三、叶澄衷、严信厚、张振勋为董事。他们都是上海商界的头面人物。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