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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型城市突围徐州样本 徐州市潘安湖原是一片采煤塌陷区，从2010年起，贾汪区政府正式对潘安湖采煤塌陷区实施改造，目前，潘安湖已经建设成国家级水利风景区，成为全国采煤塌陷治理、资源枯竭型城市生态环境修复再造的样板。 　　以往的徐州被煤灰和烟囱笼罩，作为江苏省唯一的煤炭生产基地，煤炭生产曾是当地的支柱和基础产业。 　　在从不缺乏“明星城市”的中国东部经济区，位列其中的徐州正努力摆脱过时的标签，试图以不同于过往“资源型城市”的形象为人所知。这座城市正在积极求变。 　　2013年，徐州被列入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名单中。这是一个我们不陌生的名词，目前在广袤的国土上，分布着262个同类型的城市，它们被过去引以为傲的资源所绊倒，旷日持久的开发带来了沉重的积弊―生态和社会问题突出，发展内生动力不足。 　　机遇的天平还会倾向它们吗？ 　　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将十九大后的首次地方考察设在了苏北城市徐州，一定程度释放了肯定当地转型实践的信号，“资源枯竭地区经济转型发展是一篇大文章，实践证明这篇文章完全可以做好。” 　　徐州在寻求转型和突围过程中，所经历的发展困惑和认知变迁，也许能为其他同类城市带来借鉴和思考。 煤炭的记忆 　　徐州的矿区分别位于铜山区、贾汪区和沛县境内。其中处于东北部的贾汪区又是最重要的煤炭基地，辖区最多时有煤矿250余座。 　　现在不管走在贾汪还是徐州市区的街头，除了蓝白路牌上偶尔出现的“煤建路”“煤港路”等地名，已经很难找到煤炭留下的直接痕迹。但这些因为地壳变动而深埋于地下的远古积淀，深刻影响了整个城市的生活方式。 　　陈先杨在贾汪泉西村居住了30多年，他说在这里只要问起上了年纪的人，几乎都藏有跟煤矿相关的生活记忆，他曾经当兵的父亲未退休前，就是在矿务集团所属的水利厂当厂长。小的时候，每条村里几乎都开有一口矿井，这组成了村里主要的经济收入。大量的采掘需求吸引了各地的劳动人口，包括四川、山东省，以及邻近的盐城等地区的青壮年都纷纷前来打工。 　　处于鼎盛时期的煤炭业也提高了相应职业的地位，在徐州矿务集团（以下简称“徐矿”）张双楼矿工作的吴建群，80年代末的时候跟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了一名一线工人，做的是掘进的工作，负责在矿层中开掘井巷，为后续的采煤做准备。那时候他看中的是成为正式工能带来的稳定收入和粮票、油票等福利，让他有“吃皇粮”的优越感。 　　在20世纪70年代，徐矿的发展也达到新的高峰，不仅全局（当时还称为“徐州矿务局”）产量超过千万吨，跻身全国十大矿务局行列，在相应的改革措施中也敢于大胆尝试。 　　“80年代我们已经率先实行了煤炭经济的总承包”，徐矿集团投资发展部部长庄建伟向《南风窗》记者表示，这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大背景下，为煤炭行业顺利走向市场的首次试水。 　　徐州市财政局的资料显示，1988年煤炭行业的工人占到全市职工总数的25.83%，工业产值占到全市的9.3%，实现税金占6.8%。与多数资源型城市的生长路径相似，资源型产业无可置疑地成为了支柱产业。 　　其，煤矿工人除了优越的一面，也隐藏着比其他职业更多的风险。同样是本地居民的老王，在十八岁的年纪就辍学，被家里带去下矿打工，矿道里只有半米高的空间，他在里面作业需要一直趴着前行。每次上井出来后，他的脸都被蹭得漆黑，“连皱纹里都是黑色”。有一次，在井下爆破施工过程中，因为通知不及时，两个还在前方处理的矿工被突如其来的炸药炸掉牺牲，吓得他把这份干了半年的工作辞掉了。尽管收入不算低，但是他觉得实在是太苦了。 1988年煤炭行业的工人占到全市职工总数的25.83%。 　　在发展中，端倪初现的是环境问题。因为地下煤炭资源的过度开采，导致采煤塌陷地丛生，成为困扰城市进一步前进的难题。2017年的数据显示，有超过三成的塌陷地在贾汪，面积一共有13.23万亩。 生态修复 　　在总书记对徐州结束考察当天，新华网刊发了相关文章，为目的地“首选”徐州做出了解释，“徐州和全国一样人均GDP都在6万元上下，城镇化率都在60%左右，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在2.3万元左右……就几个主要统计数据来说，徐州的发展水平和全国平均水平相似度极高。” 　　由此侧面可窥见，徐州身上不仅具有了资源型城市的身份，还有与平均水平接近的发展水平，因此徐州的发展可以说是既有普遍性意义，又有特殊性的经验。特殊性之一，就体现在对于生态修复的重视。 　　盛夏的潘安湖湿地公园水生植物郁郁葱葱，如今当出租车司机陈先生从机场拉人到贾汪的时候，肯定少不了提起这个湿地公园。不过在这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他其实都不怎么踏入这个区，因为那时候道路两旁都是黑乎乎的，是他不敢去的脏地方。但是现在，他接到的以此为目的地的游客越来越多；在公共假期来临的时候，六七公里外就开始大排车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