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不是你想像那样.docVIP

越南不是你想像那样 　　下午5点，正是下班高峰期，从海防通向河内的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我们的面包车穿行的速度并不快，正好可以让我慢慢观赏沿路风景。 　　沿路所见并不能让我兴奋：与国内很多开发区相似，繁忙的道路、分割成小块的农田、不时闪过的路边厂房和杂货小店构成了风景的主体，惟一体现越南特色的是数量众多的摩托车。 　　我搭乘重庆力帆越南分公司的班车前往河内。力帆厂设在距河内市区20多公里的开发区，中方员工都住宿舍，家在河内的越南员工则每天乘班车上下班，所以现在车上只有我一个中国人。 　　旁边的越南翻译阿清告诉我，公路沿线属于开发区，集中了很多工厂，不少是中资的。阿清前年从河内一所大学的汉语专业毕业后，进入力帆越南厂工作，月工资200万越南盾(约合人民币1000元)。对这个数字阿清并不满意，她说在河内的很多同学工资要高得多。但看得出来，阿清还是很喜欢为中国公司工作。 　　“我很敬佩中国，因为中国现在发展很快。最喜欢广州――它和河内最像。”阿清说。很快我就彻底同意了她的观点。过了宽阔的红河，车子进入河内市区，这里的街市与广州、上海的老城区太像了。车窗外看不到任何能使我惊奇的城市景物，没有惊奇本身倒成了最大的惊奇。 　　看着车窗外狭窄的街道，人行道上各种杂货店，肤色举止一样的下班人流，记者丝毫没有身在异国的感觉。 　　 　　是性格缺陷还是文化误读？ 　　 　　从昆明来到河内经商的福建人吴先生刚来时也有同样感受：“一开始觉得很适应，因为这里的风俗习惯、饮食与国内都差不多。”可是现在将近一年过去了，吴先生最盼望的就是自己代理的产品能够早日打开市场，这样他就可以尽早回国。 　　交谈中，吴先生用了很多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汇来描述当地人，我礼貌地倾听着，心里想：他可能在这里受到过一些伤害，因此有些过于极端了。 　　德国人类学家西梅尔认为，当一个陌生人进入另一种异族文化，由于思维与行为方式的不同，他往往无法顺利解读对方某个语言、表情或肢体动作所代表的真实含义，误解的后果往往会导致对峙与冲突。 　　从个体的角度来说，我就是西梅尔理论中的陌生人。在与这个国家人民接触的过程中，我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主观印象。比如在芒街入境时，有些越南海关人员的呆板表情和生硬的态度；以后在店铺里消费时，价格要比他们本国人高出数倍(越南商店对内外宾标价不同)，而营业员的微笑却不多见。 　　但一联系到自己的记者身份，我就努力地抑制这些主观印象。这只是我的个人问题，作为一个观察者，必须保持中立无偏见的态度，我这样告诫自己。 　　随着旅行的继续，当我深入越南腹地，以及最后来到它的首都河内时，我惊讶地发现，这种跨文化交流中产生的“误读”和由此引起的误解远比我想像的要严重得多。 　　 “一过国境线，总感觉中国的天空都要蓝一些，回到国内心情就舒畅很多。”越南浙江商会会长邹青海这样告诉记者。 　　与不懂越南话的吴先生不同，邹青海并不存在语言问题。在越南呆了10年，凭着温州人的聪颖，他学会了越南话。但除了一些商务场合，他很少和当地人说越南话，当初学语言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做生意不再上当受骗。 　　“在越南很少有当地朋友，总感觉很多人都想占你的便宜。”邹青海无奈地说。邹最近有些苦恼：公司的业务在扩大，自己又不时要往国内跑，他很想找一个信得过的越南人做帮手打理生意，但他发现实在很难在当地找到合适人选。 　　“这会不会是你的主观印象？或者你的运气不好，遇到的骗子多一些？”我问。邹青海苦笑道：“如果真是那样就好了，但这是我接触过的在河内的中国商人的普遍看法。” 　　如果邹说的是真的，我无法解释这种群体性情绪为何会发生。 　　 　　越南人的解释 　　 　　“我告诉你，越南人并不是他们想像的那样，中国人也不是像他们自己说的那么好。”听了记者转述的一些中国商人关于越南人的看法，李桂英平和的声音突然提高了。 　　河内市区东部的还剑湖地区属于游客云集的老城区，李桂英的“姊妹”餐馆就开在北岸一条狭小的老巷中。她爷爷是中国人，因此她可算是半个中国人。1994年她曾在上海学习过1年汉语，听说我是从上海来的记者，便热情地与我聊了起来。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好人坏人，其实越南人总体上是很善良的，一些中国人对越南的负面评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语言不通造成的误会。”李桂英微笑地看着我，一脸真诚，“事实上，虽然我有中国血统，但是对河内中国人的有些做法我也看不惯。比如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随地吐痰。” 　　我一边听着李桂英激动地解释，一边吃着越南菜。越南菜比较清淡，不似中餐般油腻，并有特殊的香料味道。李桂英的话提供了另一种思路：这里的中国人在评论他人的同时，自身或许也有一些需要反思的地方。 　　位于河内北郊的越南国家外贸大学是一所国家重点大学，但其校园之狭小、教学楼之陈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