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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家南柯梦 　　对于某些政体来说,中产阶级是社会的中坚,对于另一些政体来说,中产阶级则不那么可爱了,这些人是潜在的“乱民”。底层大众忙于挣命,只关注自身的生存困境,而既对政治感兴趣,并有可能通过各种手段反对现有体制的,往往是有知识的、衣食无大忧的中产阶级。100年前,反清的革命志士便大多出于这个阶层,尤其是中下级官僚家庭更容易走出反抗暴政的青年,康宝忠和康宝恕兄弟就是从这样的环境里走出的反抗者。康氏兄弟的父亲康寿桐是晚清官僚系统中一个具备改良意识的县级官员,在四川各地做过几任县令,颇有政声。最难能可贵的,他立志将四个儿子先后送到日本去留学,在当时的内陆省份,有这样的士绅实属不易。 　　长子康宝忠(字心孚,1884年-1919年),最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特科,继而放弃“康梁”一路的改良主张,成为最早的同盟会会员。1905年,康寿桐16岁的次子康宝恕(字心如,1890年-1969年)考入成都的客籍中学堂,并开始正式接触革命思想。通过往来的书信,康宝忠为康宝恕讲述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变化以及必须推翻清政府的道理。某种意义上说,康宝忠是康宝恕的精神导师,这些书信让康宝恕着迷,从此康宝恕决心投身革命,他是一个说干就干的人,便在这一年,辍学开设一家小书店。除了经销一些线装书和碑帖外,主要目的是偷偷传播康宝忠从日本寄回来的反清革命的书刊。尽管康宝恕的书店经营得不错,但毕竟他已经决意投身革命,所以没几年,他便关掉了书店,去了上海。在上海,康宝恕加入了同盟会,并于1911年春前往日本留学,学校和专业和长兄康宝忠一样,是早稻田大学的政治经济学专科(康宝忠已于1909年毕业)。康宝忠这位后来著名的北大教授,他最有成就的“学生”其实是他的二弟康宝恕,同时,正是康宝忠的英年早逝最终使康宝恕走上了另外一条人生道路。 　　人的一生有很多偶然性,康宝恕的遭遇便是最好的注脚,在日本学习了几个月,便收到了父亲病逝的噩耗,他随即中止了学业,回家奔丧,原本打算丧期一过,便再赴日本继续学业。但一回国,便没有再去日本,因为回国后不久,辛亥革命便爆发了。康宝忠1909年毕业后,回国参加科举考试,考中经济特科进士,被任命为庶吉士,留京当差。1910年,汪精卫与黄复生谋刺摄政王载沣未遂,因为黄复生与康宝忠同船回国,故而清廷开始怀疑康宝忠。见状,康宝忠以父亲病重为由,请假回到四川,回家不久,康寿桐便去世了。以清廷制度,父母死后,要丁忧守制三年,康宝忠便在家守孝,不久,康宝恕也从日本赶了回来。四川同盟会会员时常在康家密商如何举事,1911年11月,成都独立,成立了大汉军政府。康宝忠前往上海与孙中山见面,康宝恕则出任四川军政府银行代付课课长以及四川金库经理。为壮大革命力量,南京临时政府的宋教仁、章炳麟等要求康宝恕及其他在川同盟会成员,在成都组建了“中华民国联合会四川分会”。康宝恕为此四处奔走,还和汪象孙、李澄波、三弟康心之等人,相继创办了《公论日报》、《国民日报》,宣传三民主义。 　　在孙中山让出大总统一职前,康宝忠关于定都南京还是北京这个问题上和孙中山产生分歧。为了钳制袁世凯,孙中山主张定都南京,而康宝忠认为历史上的南京政权都是偏安之局,而革命方见初功,就蔑视三权分立,将来如何建国?从此,康宝忠远离了政坛。1913年,康宝恕以《公论日报》京沪特派员身份前往上海,在上海,康宝恕不断撰文,锋芒直指袁世凯集团,他还受聘于上海民立图书公司和进步书局等思想激进的出版公司,还做了中华书局的股东,同时兼任四川浚川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一职。此时的康宝恕不过23岁。 　　康宝恕既热衷政治,又对经济、金融和实业产生了兴趣,正在举棋不定之时,“二次革命”爆发,旋即失败。1913年底,康宝忠与康宝恕在上海创办了以学术为幌子的讨袁杂志半月刊《雅言》。《雅言》的寿命只有11期便被迫停刊。之后,康宝忠受蔡元培相邀,被北大聘为教授,成为我国第一个社会学家,而康宝恕则在上海继续办报,针砭时弊,与于右任、张季鸾相友好。在洪宪皇帝驾崩之前,康宝恕和张季鸾等人创办了《民信日报》,担任报社经理,在袁世凯死后,《民信日报》决定迁往北京,继续发行。除继续担任《民信日报》经理,康宝恕还兼任上海《新闻报》驻京特约通讯员,以及重庆《新蜀报》访员,除此之外,还在北洋政府国务院侨务局充任签事,他之所以去做小小的政府职员,只是为了糊口,因为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办报,大多是为了理想奔忙,而不拿薪金的。 　　1916年9月,张季鸾进京创办《中华新报》,邀请康宝恕出任报社经理兼总编辑,《中华新报》自创刊以来,逐渐成为令军阀当局侧目和恐慌的一块舆论阵地。1918年9月,在《中华新报》创办两周年之际,警察查封了报社,逮捕了康宝恕和张季鸾。在狱中,康宝恕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反省,从16岁开书店开始,他一直站在统治者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