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离开体制年轻人.docVIP

那些离开体制年轻人 　　打印完需要应付第二天临时检查的材料，已是凌晨2点，整个办事大厅空荡荡地只剩王琪一个人，她要把将近1米高的材料从打印处一点点搬到办公室。回到住处后，王琪疲倦地躺在床上，双眼看着天花板，反复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做这份工作，它到底能给我带来什么？” 　　这样的念头在为期两年的公务员生涯中时常出现在王琪的脑海里。2014年6月，本科毕业的她在父母的劝说下，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省党宣部，负责写一些宣传稿和政府文件。仅一年过去，“坚决不想再在这里待下去”的声音几乎开始每天盘旋，甚至严重到她后期对待工作都产生了愤怒的负面情绪。“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真的要崩溃了。我不怕辛苦，但当时做的很多工作和加班都是为了应付检查，毫无意义。平时认真工作也不会被领导重视，后面愈发没有积极性，我不想变成发挥不出价值的人。”干满两年，她选择裸辞，离开了体制。 　　王琪是中国近5000万“体制人”中的一员，而体制在现实中就像一道高墙，将职场中的人区隔成体制内和体制外。我们通常所说的“体制内”主要包括国家党政机关、直属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体制内的组织架构是，从基层开始，每个人有明确的岗位分工，各司其职，员工的职位等级主要按照工作资历来评定，即论资排辈。 　　至今，王琪的父母还会因为惋惜她辞去工作而念叨几句。不难理解，在父母辈心中，体制几乎能够与一份理想职业画上等号。“大部分人选择体制内的原因都在于工作稳定、拥有可预见性的收入和福利保障，工作时长也相对固定，并且他们会拥有较好的社会地位，为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带来便利。”智联招聘高级职业顾问李强告诉《第一财经周刊》。 　　从最基本的层面来看，体制撑起了一道安全的屏障，意味着员工只需要完成本职工作，就能保障收入，且永远不会面临被辞退的风险。因此，进入体制就等同于拥有了一份“铁饭碗”，希望进入体制工作的人数还在逐年增加。根据国家公务员考试网公布的2018年国考人数显示，2018年报名过审人数达到165.97万人，较上一年增加了17.34万，创下近7年新高。 　　但近几年也有一部分和王琪一样的年轻人在尝试从体制内走出去。随着社会的变化和更迭，他们的观念不断受到冲击。 　　这群年轻人拥有极为相似的背景和人物画像：他们中多数是为了顺从父母的意愿而踏入了体制这个舒适圈，却在日复一日的重复性工作中，逐渐察觉到体制内的另一面，例如个人工作主观能动性的丧失、专业技能的退化、晋升通道的缓慢和沟通思维固化等问题，体制的光环在他们眼中黯淡下来，从而使他们下定决心离开体制。 　　脱离了刻板的层级制度和一成不变的工作环境后，跳槽进入市场化企业赋予了他们更多上升的空间和择业机会，但同时他们也需要面对和适应与体制内截然不同的一套职场规则，不断完善自身的职业竞争力。几位离开体制的年轻人跟我们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在他们的勇敢背后，有努力，也有迷茫。 A为什么我必须要离开？ 　　2017年10月，在河北一家电视台工作了一年的张茜霖觉得有点儿不认识自己了。 　　她本科学习的是英语，毕业后，她没有像同专业其他同学一样去任教或从事翻译工作，而是听从父母的安排，考入了老家当地的电视台，担任新闻播音员。在父母眼里，“这份工作十分体面”。她也收到过来自北京一所语言培训机构的offer，但被父母阻拦了―在择业这件事上，过去的她几乎没有为自己争取过。 　　不过这并不代表她对体制毫无怨言，事实上从一开始她就有点排斥，甚至，在进入体制前，她“就知道自己在那里待不长”，因此她也表现得没什么“上进心”，只是觉得“把自己分内的事做完，没有想过再往上走。” 　　而正式开始工作以后，实际的工作常态加速了她想要放弃的想法。每天上午9点，她听着新闻节目走进电视台，然后便开始坐在工位上发呆，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周围同事闲聊家长里短的声音使她烦躁不安。一直等到下午或者傍晚拿到记者发来的稿件，她才换上正装、化好妆容、戴上一顶栗色短发造型的假发，在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播音间内，开始当天的工作，而通常她播完所有的新闻只需要半小时。 　　用茜霖的话来形容，这是一份“动动嘴皮、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就能完成的事，且可能要过20年才能转岗。”英语专业毕业的她，这一年中除了要面对自己在职业技能上没有任何提升的“痛苦现实”，最令她无法忍受的，还有漫无止境、虚度光阴的等待。“体制内的人都过得特别有恃无恐，即使工作做得不好也不会失业，但我不希望刚毕业就学会了推卸责任、放弃积极和努力的斗志，我很害怕被这个环境改变。” 　　职责明确使得体制内的很多工作都无法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也使得很多对自身有要求的年轻人，无法在岗位上体现自己的创造力，并因此丧失了成就感，自我驱动力也随之降低。 　　“体制内的工作就是要做专。”李强用在工商局办证的岗位来打比方，“这样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