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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条件逮捕制度合法性正当性及其完善 　　早在2003年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开展的一次案件质量的专项复查时,附条件逮捕制度即已酝酿。通过该次专项复查,捕后无罪处理案件的快速上升引起了很大关注,依据此次复查所作出的总结,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在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呈送的《关于当前审查逮捕案件质量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的报告》中正式将“附条件逮捕”作为一项执法标准提了出来。2005年5月,在全国检察机关第二次侦查监督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对“附条件逮捕”予以肯定。2006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审查逮捕案件质量标准(试行)》中正式确认了“附条件逮捕”的适用。 　　 　　一、附条件逮捕制度确立的原因 　　 　　通过以上对附条件逮捕制度创建过程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建立该项制度的原因在于逮捕案件质量的低下,而造成逮捕案件质量低下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现有逮捕条件证据标准较高且缺乏弹性,而捕前侦查期限较短,导致许多案件在侦查期限届满时,仍无法收集到足够的证据材料,而侦监部门往往有意无意降低逮捕的证据标准进行逮捕,以达到最终追诉的目的,这自然会导致逮捕案件质量的下降。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逮捕证据标准的把握,由于现有逮捕证据标准较高并且缺乏弹性,如果对所有的案件都依照同一高标准,导致的一个明显问题就是,对于一些重大疑难复杂且影响恶劣的案件,虽然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较大,却由于达不到证据标准的要求而只能不批准逮捕,这显然不合理。而在办案实践中,也确实往往对此类案件约定俗成地降低了证据标准进行逮捕。问题在于,由于并无统一的标准,对于哪些案件应当适当降低证据标准,不同地区、不同办案人员有不同的理解,加上受追诉倾向的影响,很容易造成降低证据标准逮捕这一例外做法的泛化,自然也造成了案件质量的下降。附条件逮捕制度显然针对这一情况而设,一方面适应办案实践中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另一方面严格限制该制度的适用范围及程序,防止随意降低逮捕证据标准,将该制度的负面效应减少到最小。因此,对于实践中重大疑难复杂案件逮捕证据标准过高及逮捕案件质量低下的情况,该制度具有一石两鸟的作用,这也是该制度得到广泛影响的根本原因。 　　 　　二、附条件逮捕制度确立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一)附条件逮捕制度的合法性 　　对于附条件逮捕制度的合法性,学界目前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否定说认为附条件逮捕制度不具有合法性,明显降低了逮捕证明标准,不符合刑事诉讼法关于逮捕证明标准的规定。而肯定说又有不同观点,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高景峰处长认为,附条件逮捕是对《刑事诉讼法》第60、65、69、133条有关规定的全面认识和进一步阐释;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副检察长苗生明则认为,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逮捕条件,降低了对逮捕证据条件的要求,附条件逮捕制度符合这一立法精神,另外附条件逮捕制度亦符合逮捕阶段证明标准的法定要求。[1]我们对附条件逮捕制度的合法性亦持肯定说。目前学界对于附条件逮捕制度合法性的争议主要在于,附条件逮捕制度在证据不足以对嫌疑人定罪的情况下对嫌疑人进行逮捕,是否违反了现有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的逮捕证据标准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实际上这一规定并不明确,“有证据证明”并非一定是证据确实充分,也并非一定是证据足于认定。而在实践中,鉴于刑事诉讼法这一规定的模糊性,对逮捕证据标准往往从严把握,一般以足于认定作为逮捕证据标准,但这并不能反证刑事诉讼法要求证据一定要足于认定才能逮捕。因此,我们认为附条件逮捕制度是对刑事诉讼法关于逮捕证据标准规定的一种灵活的理解,并不必然地违反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因此,附条件逮捕制度具有合法性。 　　(二)附条件逮捕制度的正当性 　　对于附条件逮捕制度的正当性,学界同样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不同的观点。否定说认为附条件逮捕制度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违反了“少捕慎捕”的刑事政策,甚至会造成“以捕代侦”的情况。而肯定说同样有多种观点,有的认为附条件逮捕制度实现了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体现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和对取证的引导;有的认为附条件逮捕体现了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有的认为附条件逮捕实质上是对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逮捕条件的回归,其正当性主要是基于安全价值与自由价值平衡之后的必然选择。我们认为,衡量一项刑事制度是否具有正当性,应看这一项制度是否体现了刑事诉讼法的价值追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条的规定即阐明了目的:“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可见,“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实现公平正义是刑事诉讼法的基本价值体现,刑事诉讼法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