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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年坚持我袁崇焕情结 　　民族英雄袁崇焕生于明神宗万历十二年即1584年，距今420年。年代的久远比美国历史长两倍还多。 　　原来我对袁崇焕的生平及身后之事了解不多，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认识了为袁崇焕守墓的佘义士第17代传人佘幼芝女士，袁崇焕的故事才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初识守墓人佘幼芝 　　 　　1988年初北京市政协七届一次全会前夕，我代表北京民革参加记者招待会，当意大利记者问及蒋经国逝世的问题时，会议主持人说：“关于蒋经国先生逝世的问题，请民革的蒋建国先生回答。”此语一出，记者席中引起一阵骚动，主持人忙补充介绍说我是蒋光鼐之子。这一花絮被电视台转播出去了，电视机前的佘幼芝女士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几天后她在丈夫焦立江的陪同下找到了我，简单作过自我介绍后，她就迫不及待地向我述说袁崇焕的英雄业绩和悲惨遭遇。新中国成立后，因北京市政府令将城内坟墓一律迁出城外，有四位著名民主人士联名写信给毛主席，袁祠墓因而得以保存和重修。她说，这件事蒋光鼐和蔡廷锴两位将军也有筹策奔走之劳，这在“重修明督师袁崇焕祠墓碑”上是有记载的。到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袁墓被毁、墓碑被砸、袁祠被占、佘家房屋被拆，为了不离开祖辈苦守了300多年的地方，她一家人住进了当年养奶羊的羊圈里。佘幼芝长期生活在阴暗潮湿的环境中，双腿得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打倒“四人帮”后，她即拖着病腿开始四处寻访有关单位，希望恢复袁祠墓，但毫无结果。说到伤心处她声泪俱下，听了她的一席话，我感动了，除了袁崇焕的故事打动了我外，佘家守袁墓的高尚精神也令我十分钦佩。 　　佘幼芝来访后，我们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在中共中央档案馆查到了叶恭绰、柳亚子、李济深、章士钊于1952年5月14日写给毛主席的信和1952年5月16日毛泽东主席的批示：“请彭真同志查明处理。我意如无大碍袁崇焕祠墓应予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查到了1952年5月16日北京市广东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筹备会给彭真市长和张友渔、吴晗两位副市长的报告和5月21日吴晗的批示：“袁崇焕墓庙应予保存，秘书厅即通知有关部门设法保护。”袁祠、墓、庙当年即得以重修与重饰。 　　我们在袁祠里看到了遭“文革”破坏后的惨状，院子里私搭乱建、拥挤不堪，1984年袁祠、墓、庙定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周围堆满了废弃物，目不忍睹。 　　袁祠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受到过最高领导人和北京市领导人的保护，当年正值百废待兴、抗美援朝时期，还不是写封信领导人一批示就解决了。后来是在“文革”中遭到破坏，落实政策应是天经地义之事，写个提案也许就能一蹴而就。但现实往往不是我们主观想像的那么简单。 　　 　　十二年一件事提了七次提案而未果 　　 　　1989年，北京市政协七届二次会议期间，我写了《明末民族英雄袁崇焕祠墓应修复对社会开放》提案。约请了12位民革界的委员共同签名（当时还没有党派提案一说，但是民革北京市委组织了现场调查和座谈会）。北京市政协为办理这个提案做了很多工作：一、召开座谈会统一认识；二、发《政协简报》第11期《政协委员强烈呼吁修复袁崇焕祠墓》；三、市文物局出资重修袁墓后，1992年清明节，市政协组织了一次大型祭扫袁墓活动。提案的部分内容得到了落实。 　　1992年，北京市政协七届五次会议期间，我写《呼吁进一步重视民族英雄袁崇焕祠的腾退、修复及向社会开放》的提案。13位委员签名。市政府办公厅在办理提案的情况报告中说，由于祠内已住有多户居民，腾退及修复工作难度大。目前还难以落实。将在今后规划中全面考虑，妥善安排。在报告中还专门指出市政府副秘书长朱祖朴同志已当面向蒋建国委员进行了说明解释，请蒋建国委员向其他提案委员说明解释。朱祖朴同志是代表市政府专门联系市政协协调办理提案工作的，这是市政府的决定，我们只好耐心等待。 　　1994年，北京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期间，我写了《建议清明节期间组织中小学生祭扫袁崇焕墓》的提案，期望进一步发挥重修后的袁墓作用。 　　1995年，北京市政协八届三次会议期间，王大明主席陪新任市委书记尉健行到会参加我们小组的讨论会，我趁机作了将近半小时的发言，谈袁崇焕祠的腾退修复问题，希望引起市领导的注意。同组的委员说，听我反复说这个问题，耳朵都起茧子了。 　　会后，市政协召集市文物局及崇文区人民政府等有关单位召开保护袁崇焕祠的现场会并作出决定：一、将腾退袁崇焕祠列入东花市危房改造计划，在危改中优先安排腾退袁崇焕祠；二、袁祠腾退后由文物部门出资修复，征集文物，对外开放。 　　以上“决定”比1992年市政府的答复进了一步，腾退和修复分别由两个单位负责，有了分工，责任也分明了。 　　1996年，北京市政协八届四次会议期间，我又提《尽快解决袁崇焕祠“文革”中被侵占的问题，迁出住户，对社会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