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６～１９４９年张学良两次秘密迁移.docVIP

１９４６～１９４９年张学良两次秘密迁移 　　（一） 　　 　　1946年，对于已被囚禁10年之久的张学良、赵一荻来说，真是不平静的一年，十年的“严加管束”，抗战中辗转数地，此时似乎能看到恢复自由的一丝曙光了。 　　张学良的心情自然是不平静的，作为军人，他感到惭愧，没能为抗战出力，现在抗战胜利了，他却仍被关在贵州偏僻的“夜郎国”中，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离开。 　　在贵州关押期间，他的活动范围仅在二三百米内，白天在刘乙光等人的“陪同”下，尚可到附近走走或垂钓，一到夜晚，便只能呆在屋里，囚禁的内外圈，均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军统特务把守着，不允许任何外人进入。这种孤寂的囚禁生活，惟一可以慰藉的是，当收到各种报纸、杂志时，获悉外界变化……焦急心情才慢慢平静下来。 　　1946年1月10日，国民政府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亦参加，并提出释放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周恩来在小组会、大会上多次提出应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他说：要是张、杨两先生释放了，西北与东北父老乃至全国人民，谁不欢欣……这一提议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同。 　　但蒋介石不以为然，不为所动，直到会议结束，仅释放了叶挺、廖承志。 　　张学良无法了解政治协商会议的内情，他仅将报上的报道剪下，存在日记本中，因为参加会议的人，有许多是他所熟悉的。他在日记中写道：“政协完成，和平建国纲领甚好，但愿不要只成为一张好的文献文章，但无论如何，中国总算有进步。” 　　当年，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将蒋扣押，是否释放蒋介石，是否要蒋介石签字保证、画押，各方争执不下，最后蒋介石仅是以“领袖”的口头承诺作为依据得以脱身。现在“和平建国纲领”虽好，有各方的签字，但谁敢保证它不会成为“一纸空文”？后来形势的发展，恰恰被张学良言中。 　　贵州的3月，阴冷潮湿。3月29日，张学良从报上悉戴笠于17日在南京因飞机失事被烧死。戴笠之死，对囚禁中的张学良、赵一荻来说，会有不大不小的波动。他们太熟悉这位执掌国民党特务系统的“老板”了。 　　西安事变时，戴笠亦被扣，但张学良并未太为难他。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遭扣押，实际上一直是交戴笠负责“严加管束”。囚禁期间，戴笠每年总要抽空去探视一两次，并顺便带些生活用品或食物、信函等。张学良在贵州桐梓囚禁地就是戴笠物色的。这是一个天然的山洞，原属国民党兵工署下的兵工厂，戴笠巡视后，认为此地自然风景好，又方便警戒，报蒋介石批准，就在兵工厂蓄水池附近盖了一排房，将张学良与赵一荻从修文阳明洞迁来。戴笠每次来，总要陪张学良聊聊天，或四处看看，有时也会派人送信或送些罐头、水果来。张学良寄出信函则由刘乙光带出交戴笠转呈，从两人信件来往的称呼上看，戴笠称张学良时有“副司令赐鉴”、“汉公赐鉴”，而张学良的去信是称“雨农兄”。大家都是客客气气。作为看管者，戴笠从生活上是给予张学良照顾，这其中也有蒋夫人、宋子文的关照。但戴笠不时也会“警告”张学良，来信“请勿书明现在之住址……以公之声望与晚（戴笠信中均称自己“晚戴笠”）之处境不得不慎重将事耳……乞深居简出，为国珍重”。蒋介石不想让人知道张的囚禁地。戴笠突然摔死，国民党军统局顿时乱成一锅粥，连看守张学良的刘乙光一时也不知所措，一时间张学良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很快，1946年4月15日，军统派了李肖白处长陪东北元老参政员莫德惠进山探视张学良，顺便将积压的信件一起带来，在桐梓住了五天。这是得到蒋介石的首肯的。面对一大堆信件，张学良看得“头晕眼花”。这五天的时间，让张学良百感交集，每次与莫德惠交谈，尽管刘乙光总是“陪伴”着，听到东北同乡寄望的厚情，张学良“五内酸痛，真欲泪下”。“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白天与莫德惠聊天或一同垂钓，晚上畅叙到深夜。直到行前才急急陈铺素纸，一一回信。家信自当必回，同时给蒋介石、蒋夫人及一干老友一一回信，根据莫的提议还给何应钦、陈诚、徐永昌各书一函，莫德惠希望通过他们向蒋做些工作，争取早日“解禁”。张学良在“给同乡诸友一函未书上款”。囚禁中的张学良仍不愿意自己为“同乡”带来麻烦。 　　莫德惠离去后，张学良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写了许多的回信和家信交他们带去。因这几天累了，追忆。”戴笠走了，莫德惠来了，这些信件发出去了，如果是“投石问路”也该有些回应吧！ 　　1946年9月21日，终于等到音讯了。刘乙光跑来告之：“吾等有移地消息，彼将至渝请示一切。”刘乙光带回的消息是，先到重庆等待安排。毕竟在这里居住了几年，现在将要离去，得到“恩准”，在刘乙光及夫人的陪同下“游兵工厂的大山洞，再到招待（所）小饭，又游红花园（在桐南约16公里），游元田坝、峰岩洞（在桐北约15公里）”。这时，张学良、赵一荻才对自己居住的周围环境有了了解。 　　从知晓要到重庆去，张学良就开始整理行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