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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俄共党员干部特殊化 　　[内容提要]十月革命胜利后，随着俄共(布)执政局面的逐步稳定，随着权力体制的集中，苏联领导干部的特殊化日益明显，少数领导干部富有的特殊待遇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差距逐渐拉大。这种特权化在斯大林及其以后时期大肆蔓延，产生了一系列消极后果。 　　[关键词]俄共 干部　特殊化 　　[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7)03－0189－04 　　 　　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经过“战时共产主义”、布列斯特和约和国内战争的考验以及新经济政策的实践，逐渐同其他形形色色的政党分道扬镳，最后确立了一党执政的局面。在国家面临严峻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情况下，俄共(布)将国家所有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以执政党为中心建立了政权结构。从20世纪20年代新经济政策时期开始，随着党委会垂直机构和委任制的确立，执政党领导干部的特殊化日益明显。从严格意义上讲，此时少数人享有的特殊待遇并不等于“特权”，但同基层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巨大差异是十分明显的。苏联解体后，历史档案纷纷公诸于世，这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和探讨俄国执政党特权体制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本文主要根据档案资料，以辛比尔斯克省党的地方干部体制为例说明这些问题。 　　 　　一、执政党党员在法律方面的特权 　　 　　早在新经济政策初期，执政党党员，首先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在法律方面的特权体制就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这个体制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党的机构的等级制，同时也成为追求功名利禄、实现个人崇拜的起因。它使党和苏维埃的官僚们逐步成为苏联社会的特殊阶层。 　　党员在法律方面的特权有明文规定。1921年6月16日俄共(布)中央发布通知规定，凡是涉及到党员的案件必须经地方党委会批准后方可提交法院。辛比尔斯克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1921年9月21日的会议上查明一个事实：在县里(县执行委员会、县委会、乡苏维埃、国营农场)领导干部的串通下，辛比尔斯克粮食供应委员会“消耗”了大量种子粮。这在当时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但是会议决定“将不合理分配2235普特种子粮的案件交给俄共(布)辛比尔斯克省委会处理”，而不是由司法机关审理。辛比尔斯克县委会建议省委会停止调查，对滥用种子借贷权利的俄共(布)党员给予党籍处分，而对于非党员则无须经过法院，直接送到集中营。 　　当时，在起诉共产党员的案件中，各地党委会和司法监察机关(肃反委员会、特别司、法庭、人民法院)之间存在明显的“隔阂”。最引人关注的例子就是上面提到的辛比尔斯克县领导干部“消耗”种子粮的案件。主席团会议结束以后，出席会议的全俄肃反委员会视察员皮亚金提出，他将向全俄肃反委员会汇报案件的整个过程，并且委托全俄肃反委员会驻辛比尔斯克的全权代表负责调查，省委会在这个案件中做了哪些工作，决不能让罪犯逍遥法外。而省执行委员会主席、省委常委列因则“命令”身为俄共(布)党员的皮亚金“要遵守纪律”，希望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凌驾于省委会之上，因为省委会是向俄共(布)中央汇报工作，而不是向全俄肃反委员会汇报工作”。 　　这种“隔阂”引起中央的重视，并迅速加以解决。1922年，由莫洛托夫签署的俄共(布)中央秘密通知强调，任何党员犯罪首先要由党组织处理，只能在少数案件中逮捕共产党员。这就意味着，党的决定高于法院的判决，党委会同司法监察机关的关系是前者对后者下达指示。后来又规定，如果起诉共产党员，司法监察机关应该在24小时之内通报地方党委会；如果法院逮捕共产党员，最迟不应超过一昼夜通知相关的县委会或省委会；当地党委会可以询问有关诉讼案件性质的详细情况并加以审查；如果起诉的是党的领导干部或揭露地方党委会大多数成员的犯罪活动，该诉讼案件必须交上一级司法监察机关和党的机构审理。 　　党委会和司法监察机关在追究党员法律责任问题上的相互关系是保密的。比如，1922年8月30日辛比尔斯克省委会组织局召开秘密会议。会上听取了省革命法庭庭长索斯宁关于追究3个共产党员法律责任的通报。他们被指控伙同省社会赡养局其他工作人员“对自己的公务职责持玩忽职守的态度，在1921年和1922年上半年饥民蜂拥而至的时候滥用权利”。在确认无法免除党员刑事责任的情况下，党委会指示司法机关，尽量减轻他们的罪行和处罚程度。组织局听取了省革命法庭庭长的汇报后“建议索斯宁同志：可以进入司法程序，但考虑到在饥荒条件下的特殊情况――灾民大量涌入，物质资源匮乏和这些同志在苏维埃工作中缺乏经验，应减轻对他们的处罚”。于是省革命法庭作出“对这些同志缓刑，不剥夺公民权利”的判决。党内的处罚也并不严厉，只给予他们警告处分。 　　省委会书记波波夫在一次省党代表会议上指出，省监察委员会在撤消领导干部职务时首先要提一个问题：撤了这个人，谁来担任这个职务?他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