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雪八十年代银色记忆.docVIP

龚雪八十年代银色记忆 　　多次相约,才与龚雪商定在上海浦东正大广场的“一茶一座”见面。当那个美丽的身影终于出现在面前时,脑海里不由开始映出她的银幕片段。尽管她一再强调“最害怕采访”、“最不善讲述”,可是当提到她在“上影”红红火火的八十年代,提到她那些永远不会忘怀的银色记忆,她脸上的笑纹漾开了,她的语速加快了,周围的喧哗消失了…… 　　 　　缘分 　　 　　也许因为我是一个上海人吧,所以我和上影真是很有缘,除了第一部电影是长影的,以后大部分影片都是在上影拍的。我在上影的第一部电影叫《好事多磨》,而我得以进入这个影片的摄制组也有一段好事多磨的故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我还是总政话剧团的一名演员,当时上影著名的刘琼导演要筹拍一部电影,宋崇是副导演。有一天宋崇去一朋友家玩,偶然看到我的几张照片,觉得形象气质都不错,就向刘琼导演推荐了我。后来刘导让我试了戏后,决定让我扮演其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他让宋崇去总政话剧团洽谈借我去上影拍片的事宜,可当时可能我有演出任务,所以他和我们团领导磨了好久嘴皮子也没谈成。 　　八十年代初,宋崇已经独立导演了,正在筹拍《好事多磨》,一部轻喜剧,说的是部队里一对年轻人从被人硬拉在一起到消除误会、重归于好、终成眷属的故事,在哭哭笑笑中批判了军队里有些干部利用特权奉承拍马的不良作风,讴歌了美好的情感,教育人们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当时我在长影厂刚演完我的电影处女作《祭红》,回到上海探亲,宋崇从青年话剧团的沈光炜那里知道这个消息后,一个电话就把我叫去。通过试戏试镜头后,他感到满意,当时汤晓丹、张瑞芳等前辈看了试片也觉得我合适。于是就决定让我演女一号刘方。接着,宋崇吸取了前次的教训,专门请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的女儿、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石晓华导演前往总政当说客。到北京后,石晓华经过种种努力,“软硬兼施”,终于把我们团的领导说动,我才和郭凯敏一起有幸主演了这部电影。 　　这是我在老家拍的第一部片子,扮演的这个角色感情起伏又很大,所以我特别认真,重温了《奥赛罗》《茶花女》《碧玉簪》等中外名著和名剧,通过对苔丝特蒙娜、玛格丽特、李秀英等人物的理解来接近我要扮演的角色。当时我写了大量的创作笔记,还直接在分镜头剧本上写满了自己对人物的认识和体会,逐渐,“刘方”这个人物在我心里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丰满了。 　　宋崇是个很有才气、很活跃的人,又是第一次独立导演,一点没有架子,和我们演员之间没有距离感。他比较新派,不喜欢刻板的表演,一再对我们强调要演得生活化。我领会他的意思,就是要达到“不表演的表演”的境界,掌握好表演的层次感和分寸感。这部电影的镜头大部分是近景和特写,我一个人就有200多个近景和特写镜头,这就意味着我必须把表演的重点放在面部表情尤其是眼神上,利用各种细致入微的眼神来表达内心。宋崇导演要求我,对每一瞥、眼珠的每一次转动都要说得出所以然。我不得不苦下功夫,才收获了初步的成功。比如“吃团圆饭”一场戏,刘方为了宽慰病中的父亲,竭力想遮掩夫妻感情不和的真相,所以心情随着郭凯敏扮演的小沈的一举一动而发生变化,这些都要用眼神来体现。当小沈不太自然地坐上饭桌时,我的眼神流露出一点慌乱;当我将酒递给小沈时,对他使了个眼神,暗示他给父亲敬酒;当小沈脱口而出叫父亲“首长”而不是“爸爸”,父亲面露不悦之色时,我慌乱地看着小沈,神情很紧张;当小沈主动给父亲盛饭时,我面带微笑,深情地看了小沈一眼;当小沈最终还是不肯住下时,我的眼中满是哀伤、幽怨和失望。 　　尤其是有个全片难度最大的100多尺长的镜头――洞房花烛之夜,小沈抱着枕被要一个人到外间去睡,遭到冷遇的刘方顿时像被敲了一闷棍,我的表演是茫然朝前走几步,极度悲哀而又竭力克制,不愿让小沈看出,有失自尊,因为她毕竟是一个高干子女、知识分子;然后,内心经过激烈冲突,显示出精疲力尽之感,关上门就无力地倚在门上哽咽起来,因强抑激烈的情绪而下意识地用手指抠门,用扯衣领的细节表现胸口发闷的感觉;接着,呜咽抽泣着一个踉跄扑到镜子前,无意中见到镜中的自己泪流满面,联想到先前对镜欢笑的情景,满腹委屈涌上心头,不由掩面痛哭,又担心哭声惊动家人,慌忙咬住手指,看见旁边挂着印有红双喜的毛巾,便随手扯下堵住嘴,悲泣不已。直到这个情感变化细腻、复杂的长镜头拍完,我还沉浸在极度悲伤的情绪中,大家打趣说:“这个镜头是演员哭死,导演笑死!” 　　有趣的是,我红着眼圈从上影的小放映间看完《好事多磨》样片出来,遇到编剧之一黄进捷老师,他向我表示祝贺说:“刘方同志,你演得不错!”周围的人听到他把我叫做“刘方”都哈哈大笑,我也笑了,说明我的表演完全得到了编剧的认可。#8239; 　　 　　换角 　　 　　1981年我参演了电影《子夜》,这次是我毛遂自荐的。 　　这部电影根据茅盾先生的代表作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