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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决心最关键 当垃圾焚烧正从单纯的环境问题转向城市治理 的新公共危机，垃圾分类被当做解决危机的一剂良药， 但设计一套垃圾分类和收集方案，事关所有家庭、小 区、社会、企业和政府。 南都周刊为此专访了王维平、黄小山、毛达，三 位不同背景，却长期关注垃圾处理问题的专家，一起 探讨垃圾分类离中国还有多远？ 1 4月1日，广州正式实施国内首部城市垃圾分类 管理法规，在大多数小区连分类垃圾桶尚未准备，许 多居民不知道垃圾分多少类，街道经费不足没有分类 垃圾车的情况，这部突然降临的法规能发挥什么样的 作用？ 黄小山：首先，我认为出台法规是没有错的，垃 圾分类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客观上说中国十几亿人都 会波及，在这么一件大事上，没有立法是不可想象的。 但仅有立法又是不够的，关键还得有靠谱的实施 方案。否则，居民费心费力分好垃圾，政府又全部混 到一起，运到填埋场和焚烧场处理完事，就变成“脱 裤子放屁”了。 王维平：从国际上看垃圾分类也是比较复杂的， 比如，日本垃圾分类了 12年，还有17%的人不按规 矩倒，居民垃圾分类率也只有80%左右。德国垃圾分 类了 10年，目前还有22%的人不按规矩倒，居民垃圾 分类率也只有70%左右。 所以，去年北京起草的法规就规划了 5年的适应 期，今年年初我们又取消掉类似广州的罚款规定，在 居民还不清楚垃圾如何分类的情况下，贸然实行不可 能的罚款，是一件既不严肃，又打击居民热情的事。 毛达：垃圾分类看似简单，其实取决于每一个人 的价值取向、道德水平和生活习惯，也取决于一地的 市政部门能否设计出适合该地大多数人的分类和收集 方案。 事实上，公民参政议政能力比较强的发达国家， 推行垃圾分类都不容易，广州仅仅出台条例而又没有 拿出可行方案，这不可避免将出现北京的曲折反复。 北京最早做垃圾分类的大乘巷1号院，奥运结束 后，一年也只做五六次厨余垃圾收集与清运，主要是 就为了做宣传，平时都是垃圾混装，这样的垃圾分类， 其实是假的垃圾分类。 2 在十二五规划期间，广州市要在五年内，新建11 座垃圾处理设施，其中7座焚烧厂、2座填埋场、2 座生化处理场。花费大量资金在垃圾处理硬件设施， 会不会违背垃圾分类是从源头上减少垃圾的意义？ 黄小山：如果政府是真心诚意实行垃圾分类，那 么以现有垃圾量修建的焚烧厂，很可能就将面临“喂 不饱”的窘境。 按照国际经验，垃圾分类都将减少垃圾量。比如 日本在实行垃圾分类10年后，东京垃圾年产量相比 20年前减少了一半，而这也导致东京的25座垃圾焚 烧厂中，竟有10座因无垃圾可烧被迫关闭。广州垃圾 分类真的有效果了，一些焚烧厂无用武之地，等于变 相浪费纳税人的钱。 王维平：2009年，我从北欧考察回来，就写信给 北京市长，国外一般对垃圾处理的投入分为三个部分: 垃圾减量化占1/3，管理占1/3，末端也就是这些处理 设施占1/3,通常2/3的资金，用在垃圾处理之前。而 我们目前90%以上的费用，都用在末端处理垃圾上， 实际上这是不合理的。 无论什么样的垃圾处理方式，均会对环境造成影 响，只是看能否控制在安全范围内。 垃圾分类主要不是为了烧，而是通过分类来回收 利用有用物质，从而极大地减少末端的处理量。因为 垃圾是污染物，如果污染物减少了，那么处理量低了、 处理成本低了，环境污染的风险也降低了。 毛达：在中国，比如北京每年投在垃圾分类上的 专项资金只有2000万元，但一个垃圾焚烧厂的投资就 超过8个亿，这就是典型的“本末倒置”。其实搞垃圾 的人清楚，解决垃圾问题的根本点不是最终如何处理 它们，而是如何发展循环经济，也就是通常说的“3R” 原则 reduce（减量）、reuse（再利用）、recycle（再循环）， 首先就是在源头减量。 3 目前看来，当垃圾分类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时，政府仍然将化解垃圾危机的希望放在焚化炉上？ 黄小山：建立一个焚烧发电厂，是能够拉动当地 GDP上升，带来效益的。同时与垃圾分类回收这些脚 踏实地、吃力不讨好的苦活相比，建焚烧厂实在是轻 松多了。 王维平：在垃圾处理问题上，政府面临什么样的 困难，应该首先与公众建立有效沟通机制，让公众信 任政府。比如芝加哥以前也是垃圾围城，城市公示要 建垃圾焚烧厂，结果引来市民反对，于是政府就与市 民代表协商，未来三年芝加哥市民做到了垃圾减量， 就不建了，如果做不到就另当别论。从这个意义上说， 广州市政府应该更加开诚布公告诉广州市民与企业， 对于垃圾分类的规划。 毛达：在研究美国历史中的垃圾问题时，我发现 同样的现象。一位观察家说道，如果哪个竞选市长的 政客在其施政纲领中提到要推行“垃圾分类”，这无疑 是在为败选作准备。虽然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 黄历，但就在今年旧金山市市长提出要在该市推行强 制垃圾分类，违者罚款的政策时，时事评论员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