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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新部长,老问题 教育部办大学、各地教育局办中小学的现实治理 模式，让中国社会区域发展失衡积弊，在教育领域也 以更加极端的形式呈现出来。 10月31日，任期未满、年龄未到的教育部长周 济被免职，原副部长接任，教育部的人事变动，在最 初的一周里引起广泛关注。 事实上，自从2008年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以来， 20多个部委中，教育部是人事变动最大的一个，一年 多时间，该部领导层，除了两位女性副部长之外，有 8人职位发生变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教育部官难 当的现实。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最近3个月的外出考察、调研 中，不断地深入学校，听课、点评教育事务，其中， 尤以在北京35中的讲诂最为系统和严厉。在新华社全 文播发的总理讲话稿中，对教育改革的不满可谓溢于 言表。他说：“为什么社会上还有那么多人对教育有许 多担心和意见?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 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总理的讲话清晰地透露出，在对教育系统种种弊 病的认知上，中央政府领导层与民间并无差别。基础 教育的僵化和资源分配不公、职业教育的缺失、大学 官僚化、学术腐败难以根治，等等。中国教育面临的 问题，已到人尽皆知的地步，但革除这些积弊，多年 改革却始终效果不彰，教育部长的更迭，能够带来好 转吗？ 改革歧路 2003年，周济从武汉市市长的职位上调任教育部 长，此前他还担任过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一职。那个年 代正是中国高等教育产业化接近尾声之时，高校大扩 招、大兴土木的景象已基本结束。“正是2003年，中 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后，教育产业化作为一 个教育价值就已经被否定和修正。”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说。 可以说，2003年中国教育重新开启了另一扇门， 告别了功过兼具的产业化时期，新的教育部长当过大 学校长、地方要员，人脉广泛、官声颇佳，且富于改 革魄力，被寄予厚望，来革除产业化带来的弊病，提 升教育质量，为中国的政治、经济转型培养急需的创 新型人才。 教育改革大体可以分为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两个 层面。高等教育与创新型人才的培育以及科学成果的 涌现有着最直接的关联，也因此，更加受到执政者的 关注。在过去的6年多里，教育部对中国高等教育的 改革可谓费尽心力。教育部目前设置的19个职能司（厅、 室）中，人事司、高等教育司、直属高校司、高校学生 司、社科司、师范教育司、思政司等8个司负责管理 高等教育，只有3个司具体负责基础教育，此外是负 责民族教育、体育卫生、语言文字和国际交流教育的 司。 “教育部的管理重心过高，对75所直属高校的直 接管理，占用了教育部主要的管理资源。”杨东平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弊病，教育部直属高校多达75个，还 有31个直属的事业单位，职能明显偏于高等教育，偏 于部属高等学校。 教育部对高等教育加强管理和改革的方式则倾向 于通过建立一整套标准化科学化的生产、评估体系来 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因此，过去的6年多里，一■方 面是进行大规模本科教学评估、实施就业率统计考核 等等，寄望于通过这些标准化的考核体系来革除产业 化带来的弊病；另一方面则实施各种各样的学术、学 者奖励工程、计划。对SCI标准的重视等等措施，都 是致力于通过引入各种评价体系来促成高等院校杰出 人才和成果的涌现。 可以说，这样的改革思路丼无太多可以诟病之处， 但与其他领域的不少改革类似，无论如何科学先进的 评价体系，在一个官僚化，层层对上负责，而非充满 民主氛围的体系中，都不可避免地会被扭曲。6年多 改革下来，各个大学行政化色彩有增无减，上级说抓 一事，学校就增加一个办事处，造成本应充满自由的 大学校园成为官僚机构虚设最为泛滥之地，大学校长 基本上是靠教育部的文件过日子，教育部靠红头文件 治理学校，以致高校缺乏个性，缺乏活力，千校一面， 毫无特色和创新可言。此外，评价标准的简单和统一， 让花钱刊登论文蔚然成风，教学再好的老师也往往无 法获得认可。 教育部在高等教育领域为自己揽下了越来越多的 职责，但是管得越多，效果反而越不好，与推行这些 改革措施的初衷近乎背道而驰。最近几年来，人们能 够听到的来自大学校园的新闻，大多是领导者的贪污 腐败、教师们的学术丑闻以及学生的就业难。中国的 高等教育，在度过了产业化主导下的数量扩张后，陷 入低潮，在提升质量的道路上，教育部6年之力，并 没有带来多少改观，或者说让人们看到改观的希望。 与高等教育的用力过猛相比，在基础教育领域， 教育部则显得疏于管理。“现在中国教育的现状形象地 说是教育部办大学，教育局办中小学，而不是教育家 办学。”杨东平说。 过去6年多来，基础教育呈现的是两种截然不同 的面相，在那些发达的大城市，择校费高昂、各种补 习班盛行，教师走穴，有偿家教，师德备受质疑，推 行多年的素质教育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