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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基尼系数的盲区 我国社会当前的关键问题并不是去直接关注基尼 系数的大小，而是应该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特 别是要允许和加快人口流动的同时，逐步解决城市的 “农民工”问题。 当前，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危机因素还没有得到根 本性的遏制，各国政府都在寻求良策以谋求宏观经济 的稳定性。与此同时，各国尤其是抵御这场危机的主 流国家的经济学家们，也开始了崭新的战略思考和理 论反思。这种思考和反思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__国 民生产与收入分配。其亮点分别是：在关于“国民生 产”的研究领域，开始在批判GDP崇拜；而在关于“收 入分配”的研究领域，已经突破了基尼系数的盲区。 上海社会科学院年轻的经济学人权衡研究员，在他的 著作《收入流动与自由发展》中，对后者有着深刻的 阐发。 权衡来自于西北腹地兰州，对于东西部之间的发 展差距感性认识丰富。因而，在上海获得博士学位之 后，他开始致力于一项长期的科研项目__贫富差距 与分配公平的系统研究。为此，权衡还去了印度__ 这个据说和中国有很多类比性的国度进行贫富差距的 实证调研。在那里，他发现用单纯的西方经济学概念 如基尼系数来进行中印两国社会生活中的贫富差距比 较，已经很难得心应手了，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符合 发展中国家实际的修正或补充。 一般的读者都了解，运用基尼系数这一相对传统 的分析工具，也能够大致判断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均衡水平；那么，经济学家为什么又要对它进行深刻 的扬弃呢？经常参与国际高级学术讨论的权衡在他的 新著中开宗明义：目前，发达国家对于收入分配的考 已经开始从原来关注静态意义上的基尼系数转向 研究对收入流动性的动态分析；而较强的收入流动性， 特别是当向上的收入流动大于向下的收入流动时，收 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就会大 大降低和减少。这一崭新的理论视角及其系统思维， 是改革开放30年后继续前进的中国社会所迫切需要 的。而2009年2月，访问英国一一这一西方古典政治 经济学故乡的中国总理温家宝也这样断言：如果一个 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 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 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这一断言，也赢得了英国朝 显然，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而是东西方宏观 经济治理思想的有效交融。这也使我们发现原先的基 尼系数概念，在现实的工具运用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 盲区。那么，盲区主要表现在哪里呢？权衡认为，基 尼系数概念诞生80多年来，虽然是国际机构曾经普遍 采用的一种度量收入差距的分析工具，但是这一工具 的运用前提很明确__市场经济发展极为充分、信用 制度和相关体系健全、统计指标和工具比较完善，等 等。也就是说，基尼系数概念的适用条件决定了它自 身的局限性。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基尼系 数作为一个衡量收入差距的“总量概念”，无法真实地 反映收入差距的“结构差异”，而且忽略了大国发展的 空间和区域的不平衡、阶段性差异以及各地错综复杂 的异质性因素。因此，这样的基尼系数比较以及直接 套用“0.4的国际警戒线”结论，井以此作为政策设计 的依据，不仅存在着一定的盲0性，而且无助于社会 贫富差距问题的有效解决。 因此，基尼系数在现实中国的适用过程中，必须 充分考虑到大规模人口流动因素对城乡收入差别、地 区收入差距扩大所产生的抑制效应甚至是缓解作用。 如果简单地使用数字计算结果表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 和地区收入差距，忽略人口流动因素对收入分配的积 极效应，必然是不符合我国当前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 的现实情况。所以，权衡特别强调：我国社会当前的 关键问题并不是去直接关注基尼系数的大小，而是应 该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特别是要允许和加快人 口流动的同时，逐步解决城市的“农民工”问题，使 得他们能够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逐渐获得市民待遇， 特别是解决他们在城市的住房、子女教育、基本医疗 和社会保障等，确保他们能够顺畅地自由流动，在流 动中获得稳定的收入，进而缓解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 收入差距。 当然，这里涉及到为城市“农民工”提供完备的 公共服务大课题，其较为完全的解决还有待于我国社 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毕竟，中国是个地域辽阔的国 家，各地经济差别和财政投入力度的明显不同，直接 产生了社会政策在民生领域的“多样性”。这种“多样 性”并不值得肯定，但却是我们可能在2020年之前都 必须面对的现实。如关于义务教育阶段的责任问题， 笔者也在上海曾经进行过专项调研，从中可以到破解 流动中的民生难题的艰难。 我们生活的上海，虽然号称是海纳百川的城市； 但一个“纳”字，却也有很多文章可做。以前我们对 于“纳”字，往往理解为吸收__即积聚资金、技术 和劳动力；现在，我们站在世博时代的认知水平上， “纳”字则更加突出给予新上海人以身份认同以及他 们极其看重的子女在沪接受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