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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贡贸易体系： 在这个统治结构内，朝贡关系的基本性质可概括如下：维持朝贡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地方统治者到北京觐见皇帝（天子）并接受册封，确认朝贡的使命即俯首称臣。这种关系的性质是宗主国和藩属的关系，朝贡国家、地区、部族要定期向中国进行朝贡以示忠诚。作为交换，朝贡不仅得到了统治者的承认，而且还获得了回馈的礼物和从事奢侈品贸易的机会。 这些朝贡路线和入关口，无论是经由水路还是陆路，都基本上是通商路线和通商口岸，这对于分析近代西方国家以条约的形式强迫开港有很重要的意义。 朝贡体系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赋予这一统治体系网络的推动力是什么？朝贡贸易的主要构成部分如下。 （1）双边正式的朝贡互换：朝贡使团的贡物和帝国回馈的礼物。 （2）北京会同馆的特许贸易：以官方允许的随同朝贡使团的商人规模为限。 （3）边境贸易：随同朝贡使团的商人和中国商人在中国的榷关和特许港口进行交换。 朝贡使团来华的形式和频率依朝贡国与中国之间的亲疏关系而各异。土司、土官的朝贡贡期有一年一贡、两年一贡和三年一贡的不同。这些使团获准在礼部所属的北京会同馆开市交易，他们的主要贡品是马匹和金银器。 随着中国国内白银流通的增加，白银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交换媒介，黄金和白银成为贡纳品。 这里所说的朝贡交易，贡品和馈赠之间的关系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买卖关系，这种交换可以看做是一种商业交易。即使中国的朝廷也是作为商业交易的一方，支付的往往是中国的货币，纸币或者白银。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讲，朝贡是一种买卖双方以固定的商品价格进行的交换。 这个体系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以商业交易为基础。朝贡体系实际上是与商业贸易关系平行交织在一起的。例如，暹罗 日本 华南的贸易，包括边境走私贸易的机会，即使在非朝贡贸易几乎无利可图时，也仍然长期维持在朝贡使团垄断利润和补贴的基础上。18世纪，当从暹罗至广东和厦门的大米贸易没有什么利润的时候，贸易者转向琉球和日本的长崎，这样反而维持和加强了总体上的多边贸易关系。中国商人向东南亚的商业渗透和移民的过程，从历史上来看都和贸易网络的构建交织在一起。商业扩张和朝贡贸易网络的发展都伴随着移民。东亚和东南亚的贸易关系因朝贡关系的成长而扩展。 朝贡贸易作为一个体系的这些特征，伴随着16世纪至17世纪从明到清的过渡逐渐显著。这些发展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1）中国中心的统合理念得到扩大和巩固，朝鲜、日本、越南尤其受到该理念的强烈影响。 （2）朝贡贸易因欧洲国家的参与而扩张。 （3）私人贸易伴随朝贡贸易的发展而扩大，与贸易相关的制度，如贸易结算制度、税收征收制度等都得到发展。 在中国中心的国际秩序中，原初民族主义在各朝贡国家中以各种形式显现出来。例如，越南开始要求老挝向其朝贡，朝鲜最初认为在中国是一个“野蛮的”民族取代了明朝，后来主张在清王朝的统治下继续坚持正统的中国中心主义理念。越南批评中国迫使其将国名从“南越”改为越南，仅仅因为南越国曾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国家。日本在德川幕府时代向中国派遣朝贡使团，但是它要求琉球在向中国朝贡的同时也要向江户派遣朝贡使团。这些现象说明了朝贡国家是如何基于他们各自对于中华思想和朝贡秩序的理解，开始具有相对于中国的民族个性的。如果从不同的角度看，中国中心主义的理念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在朝贡圈内部共享。民族主义诞生于亚洲内部朝贡体系中，它来自朝贡关系的共同理念，是对中国朝贡实践的反应。 在清代后期，朝贡体制招致朝贡国家和中国商人的抱怨，因为固定的朝贡商品的价格常常低于世界市场价格。与此同时，利润丰厚的私人贸易伴随朝贡特使而扩展，导致从欧洲和美国流入的白银流通量增加。大体上看，这种朝贡贸易体系呈现出白银流通圈的特点，即白银作为贸易结算的多种渠道的支付媒介。 概括地说，整个朝贡地区间的贸易圈有其自身的结构，整个结构以与中国的朝贡贸易为中心，以白银流通为媒介来控制，这个体系包括了东亚和东南亚，连接邻近的如印度、伊斯兰教地区和欧洲的贸易圈。 16~17世纪明到清的过渡时期，朝贡贸易体系的这些特征越来越显著。第一，中国中心的理念得到扩张和巩固，朝鲜、日本和越南受其影响最为强烈；第二，朝贡贸易随着欧洲国家的加入而扩张；第三，伴随朝贡贸易而生的私人贸易得到扩张，与贸易相关的贸易结算、税收征管等制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中日关系和亚洲的近代转型 简短描述了亚洲朝贡贸易体系和西方的关系之后，现在我们转向考察近代中日关系问题。以往的研究都将注意力集中于中国和日本在“西方冲击”下近代化的差异之处。这样的视角集中于日本采取的富国强兵政策，以及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对中国进行的帝国主义侵略，这样的视角仅仅是从“西方化”的角度来把握日本的近代史，从亚洲“小西洋”的出现来理解日本的近代史的。但是，如将日本近代化放入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角度考察，日本的近代化会有更丰富的意义。从这个角度看，日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