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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失地农民市适应的困境及对策
攀枝花失地农民城市适应的困境及对策
【摘 要】 文章分析了攀枝花城市建设中的失地农民在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中面临的经济、心理、社会等层面的诸多困境。提出解决的对策:失地农民主体需转变思想,提高自身素质;政府需加强政策引导,促进失地农民就业;全社会需消除偏见,给予失地农民关怀和帮助。以便他们能够尽早适应新的生存环境,过上幸福的生活。
【关键词】 失地农民;城市适应;城市化进程;攀枝花市
一、引言
近年来,攀枝花市由于兴建新城区、水利设施、高速公路、康养旅游度假区及采矿等导致的失地农民数量正在急剧增加。这一群体的出现背离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初衷,正给社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不能予以适当的解决将对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然而,由于攀枝花是一个典型的重工业城市,城镇人口数量远高于农村人口数量(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市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为729731人,占%,乡村人口为484390人,仅占%,是四川省除成都市以外唯一一个城镇人口多于农村人口的城市),因此,较其它城市而言,攀枝花失地农民的数量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还是相对较小的,他们属于这个城市的边缘群体,他们的生活状态还鲜有人关注。总的来说,攀枝花失地农民在失地后表现出的可塑性和适应性都不强。面对突变的社会生活环境,很难及时地转变观念,进行自我调整。多数人不能主动参与市场化就业;不能积极构建和拓展社会关系网络;缺乏学习文化、掌握新技术的意识,很难融入城市生活。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对失地农民在城市适应方面所面临的困境加以认真对待和研究,提出解决之道,以便这些城市新移民能够尽早适应新的生存环境,过上幸福的生活。
二、攀枝花失地农民城市适应的困境
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是指农民在失地后,面对城市生存环境而在生活、工作、社交和心理等方面产生的认知变化和做作出的行为反应,主要分为经济层面的适应、心理层面的适应和社会层面上的适应。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制和传统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的冲突给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造成了一系列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层面的适应困境
经济层面的文化适应就是指失地农民为了获取生存资源、权力及生活的保障,求得物质生存而采取的各种目的性行动。对于失地农民来说,寻求新的生活来源是融入城市生活的第一步。攀枝花失地农民在这方面所面临的困境主要包括:土地征用过程中利益受损;就业难、社会竞争压力大;被社会保障体制边缘化。
(1)土地征用过程中利益受损。我国现行土地征用制度中的漏洞和不公,如强行征地、补偿标准低等因素是导致失地农民经济利益受损的直接原因。据统计,我国东部地区耕地年产值每亩大概为800元,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两项之和为8000-12800元即达到法律规定的“不得超过”的30倍。如此一来,每亩地的补偿费用仅为2万多元,相当于普通公务员一到两年的工资收入。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城市的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仅相当于上年当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倍。以目前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计算,仅能维持一个失地农民7年左右的生活;按目前城镇人均消费支出计算,仅能维持其2年多的生活。从2012年的《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攀枝花市征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批复》上可知,攀枝花市现在的征地补偿标准为(2008年以前的补偿标准远低于此标准):青苗类补偿标准最高的是大棚早市蔬菜,5000元/亩;最低的是小春(旱地)小麦,1300元/亩。房屋重置的标准为:砖混结构700元/平米;砖木结构500元/平米;土木、木结构350元/平米。米易县有群众反映,该县许多农民原本依靠种植优质水稻和早市蔬菜的年收入不低于两万元。为了城市建设,政府以每亩不到2万元的价格强行征用了农民位于安宁河沿岸的大片肥沃良田,且给予的住宅赔偿标准仅为在售商品房价格的1/10。广大被征田农户无以应对4000元一平米的房价,政府许诺的拆迁安置房又迟迟不见踪影,他们只得四处租房住。在仁和区政府征用沙沟村沙沟社的基本农田作为扩建大河中学用地的过程中,更是有失地农民控诉,“政府的补偿标准低于土地实际产值的三倍”、“不搞实地测量,仅以文件划定为准,无偿多占土地”。
在生活因暴力征地或补偿不合理而陷入困境时,大多数失地农民缺乏维权意识和维权途径。他们要么忍气吞声,要么采取过激行为。攀枝花市几个县、区都曾发生过农民因拆迁问题和警察发生激烈冲突,警、民各有伤者的恶性流血事件。无论孰是孰非,此类情况的出现只会加深农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增加政府开展征地和安置工作的难度,损害失地农民的利益,甚至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2)就业难、社会竞争压力大。就业是预防失地农民陷入贫困的最佳途径,而攀枝花失地农民再就业却面临着诸多难题。一是失地后,农民需要从传统的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由于失地农民普遍文化程度偏低、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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