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视野下的“新加坡经验”及其启示.docVIP

民族学视野下的“新加坡经验”及其启示 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的社会种族多达二千多个”[1]8,有 “民族博物馆”之称。截至2010年，公民和永久居民共有378.93 万，其中华人占74.1%,马来人占13.4%,印度人占9.2%,其他 民族占3?3%。[2]新加坡多民族国家关系形成与其被英国殖民、 日本占领、被迫独立的历史关系密切。自1819年新加坡因商开 埠以来，在风云跌宕的百年历史中，形成了以地域、宗族、宗教 为纽带的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为主体的三大主体族群。“多 民族构成的国家具有政治上的统一性与民族和文化上的多元性。 政治统一与民族即文化的多元每每构成民族国家政治体系中的 基本矛盾。” [3] 66民族矛盾是困扰新加坡社会的核心问题，族 际冲突的历史印记与现实伤害，作为一种历史顽疾，深刻地植入 了新加坡社会关系中，并长时间地影响着新加坡族群关系。在多 民族国家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实现族际整合是一个历史性的共 识。所谓族际整合就是“族际关系、族类群体与国家关系中的融 洽与统一，所要揭示的是族类群体之间的相互包容与承认，族类 群体对国家合法性的承认、对国家权威的服从，国家对族类群体 的容纳、对群体地位的认可。” [4] 90本文从民族学视角出发， 通过对新加坡组屋及其族群比例政策等相关制度进行评述,并以 此为基础剖析这一政策对多民族国家在族际整合、国家认同构建 方面的积极作用，为我国探索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 和社区环境的路径与模式提供一些理论参考和经验启示。 一、组屋及族群比例（Ethnic Proportion）政策 所谓组屋,就是由新加坡政府财政出资建造的廉租屋和廉价 性保障房。1960年新加坡成立了建屋发展局（HDB）,全面负责 新加坡公共住房规划、建设，着力指导、管理、开发政府组屋, 目的有二：“第一，缓解房屋短缺的压力。第二，对人口结构实 现再调整。” [5] 142 “组屋”（HDB Flats）由政府统一规定价格, 以低价出售或出租给中低收入家庭使用，[6 ]主要面向本国公民 和永久居民家庭，产权为99年。有计划、大规模的组屋建设历 经50多年，成效卓著。据新加坡统计局（STATISTICS SINGAPORE） 统计，经过半个世纪的大力发展，政府共建造了 100万套组屋, 全国近85%比例的人口都居住在“组屋”中，其中95%的组屋居 民拥有组屋的100%产权。[7 ] 275-307作为一种国家政策工具, 政府对组屋购买（租赁）者施加了国籍、家庭构成、年龄、收入 等项条件。首先，严格按照先申请先分配的顺序，体现“先到先 得”的公平原则;第二，具有新加坡国籍（公民权）；第三，购买 （租赁）者的收入水平;第四，最低年龄限制（年满21岁，如果 是两位单身人士则必须年满35岁）；第五，家庭构成（核心家 庭）；第六，设立族群比例。六项先决条件的限制，既是对历史 的反思，也是对现实传统的积极应对。历史上，英国殖民政府对 各族群采取分而治之、相互制衡、区别对待的隔离政策，各族群 独立分散地固定在一个聚居区。出于种族优待，马来人被安置在 土地肥沃、渔业资源丰富的北部地区。“自开埠以来，马来人不 曾在社会经济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他们大多以捕鱼、务农为生, 极少参与经济贸易活动。” [8]印度人住在中南部。作为移民主体 的华人，则按迁出省份与方言的不同，居住在不同的城市街区, 迫于生计多从事商业等经济活动。新加坡独立建国后，族群居住 格局没有随着社会变迁和经济腾飞发生实质改变。相较于华人, 从事第一产业的马来人在经济上处于劣势，而华人则依托城市通 过经商很快进入高收入阶层。经济地位的分层，加深了马来人对 自身利益、社会地位的焦虑，这也是新加坡华马两大族裔冲突的 根源之一。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组屋，在解决了中低收入者家 庭住房困难的同时，也使得各族群围绕组屋以地缘、血缘、业缘、 信仰等因素再次形成了局部多数。因此，针对新出现的同族聚居 情况，新加坡政府在1989年出台新规，所有购买（租赁）组屋 的申请者，在符合前五项条件之外，必须在族裔身份方面满足一 定的限制，即“族群比例”，旨在促进族群间的交流交往交融, 这也是本文研究的核心。 （-）族群比例的具体规定 凡申请入住、购买组屋者必须满足“族群比例”，即居住在 同一幢组屋公寓及社区的种族比例。其中，华族在同一社区的比 例不得超过84% （同一幢组屋公寓不超过87%）;马来族在同一 社区的比例不得超过22% （同一幢组屋公寓不超过25%）;印度、 欧亚和其它种族在同一社区的比例不得超过10% （同一幢组屋 公寓不超过13%） [9]（见图1）。族群比例的限制，使得只有不 超过量比限制的族群成员才可以购买、销售、转让组屋，反之, “如果族群比例已达到上限，某一族群将禁止在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