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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保险标识的社会功能及其管理 　　 　　存款保险官方标识，简称存款保险标识，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普通百姓对是否参与了存款保险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人脸识别”的重要凭证或标志。 下载论文网 　　无论在采取强制保险还是自愿保险的体制下，获得官方授予的存款保险标识，可以清晰而明确证明某一金融机构及其产品是否获得存款保险保障。存款保险标识最基本的功能是可以提高存款人对投保机构的识别度和认可度。但即使实行强制投保方式，主要国家和地区大多不对外国银行分行提供存款保险，这就需要对已参加存款保险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授予存款保险标识。这就是推行存款保险标识的基本理由――即识别机构的基本功能。 　　然而，存款保险标识更重要的是其社会功能，即存款保险标识具有连接宏观制度和微观场景，形成微观个体潜意识、社会阶层记忆，保持社会公众信心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功能。为此，我们不妨从“结构―功能”角度来认识，我们就从两个案例说起： 　　案例一，某基层金融机构以“国家银行”“法定机构”标签进行不当竞争的事件。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农村信用社已从农业银行管理体制脱离出来，成为法人经营主体，与农行营业所一道成为最基层的金融机构。1997年3月，某一边缘山区的乡镇，仅有两个原本“一家人”的金融机构――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农行营业所，自然成为竞争对手。某日，农行营业所在其场所显眼处挂出“农行是国家银行”的标语。不几日，这家机构存款明显上升，而信用合作社出现小规模存款“搬家”。信用合作社也不甘示弱，立即在场所拉出“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国家法定金融机构”的横幅，被拉走的存款又逐渐“回家”。经过“一来一去”的“过招”，这两家机构存款又回到原先的“均衡”状态。不过，当地有关部门很快对他们这一不当竞争行为和做法加以制止。 　　这则笔者调研时亲闻的事件，可以说是关于利用存款国家隐性保险的标识进行市场不当竞争的典型案例。尽管2015年5月之前一直未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但是从社会宏观层看，当时社会各阶层普遍存在一种“存款国家兜底”的隐性保险观念，长期以来，形成一种社会记忆。也就是说，尽管没有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却存在着隐性的国家兜底惯例，于是在微观层面，发生了案例中两家金融机构在所谓“国家银行”“法定机构”等“标签”上动心思，以非正式的“标识”让普通百姓加以识别和认可，拉存款，搞不正当竞争。 　　案例二：《存款保险条例》颁布实施一年多之后，发生因谣言传播引发向银行集中性支取存款的事件。2016年8月，某省一家城市商业银行在某一县城的支行，依法对其一家信贷企业因贷款逾期未还申请查封抵贷资产，而该企业纠集相关人员在支行?T口拉横幅、散布谣言进行诋毁，导致不明真相的储户到该支行集中取款。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快速妥善处置。由于采取得力措施，历时近三天，集中取款范围始终控制在该支行营业部单家网点，没有波及当地其他网点和金融机构，有效控制了事件的外溢效应。 　　这一案例反映，尽管从宏观制度层面国家已经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但在社会记忆尚未完全形成“存款保险”共识，尤其是广大普通存款人尚未有“存款保险”的观念和意识，加之尚未推出存款保险标识，以致微观个体在某些谣言的操控下，作出非理性行为。也就是说，尽管在宏观层面已有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但由于存款保险标识当时尚未推出，以致有关存款保险的微观场景缺位，个体潜意识和社会记忆尚未形成。 　　基于对上述案例的“结构―功能”初步分析，结合美国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拉斯维尔关于“象征”对“政治”作用的理论，笔者提出存款保险标识除了投保机构的识别功能，还有更为重要的社会功能，具有连接宏观制度与微观场景的功能。从微观个体到社会各阶层形成共识，再到阶段性和历史性的社会记忆，从引导和提高存款人对投保机构的识别度和认可度，再到营造银行业公平竞争、平稳营运的社会意识环境。可以从心理管理和行为管理两个层次加以分析： 　　一是微观个体、群体和社会阶层心理管理。 　　引起知觉的功能。这是管理心理活动的起始阶段，也是存款保险标识的基本功能。存款保险标识对微观个体――普通的存款人――要具有引起对投保机构及其产品具有“存款保险”知觉的标识设计。这就要求讲究存款保险标识设计，如美国FDI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侧重存保标识的简明醒目；而我国香港HKDPB（存款保障委员会）充分考虑当地实际，对标识内容采用了中英对照的双语模式，这种做法，显然比较容易引起更广泛的存款人知觉。 　　隐喻联想的功能。存款保险标识本身应具有一种隐喻的形象，让社会各阶层的多数人认识到存款保险这一制度，进而对投保机构及其产品产生“安全保障”的联想。因此，有些国家和地区存款保险标识的设计，就体现“注意”的要求。如台湾地区CDIC（“中央存款保险公司”）注重体现存款保险的目的与精神，日本DICJ（存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