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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5 / NUMPAGES7 第二讲案例材料2. 利率市场化推进缓慢 金融改革期待“顶层设计” “强化金融改革顶层设计，建议成立国务院领导下的统一金融监管行政协调机构，将目前各个金融监管机构统一联系起来。”今年两会上，民建中央即将提交的这份提案直指金融改革。 　　这份提案的背后是，金融改革在小步迈进之后停滞不前。业界普遍认为，如何打破既得利益锁定，推动监管改善和准入放松，仍是摆在中国金融改革面前的难题。 温州金融改革、深圳前海金融试点、利率市场化破冰、丽水农村金融试点……2012年，中国金融改革四面开花，但实际效果如何呢？温州日胜小额贷款公司总经理陆榕对温州金改这一年的感受是：没什么改变。 　　温州样本“遇到难处” 　　2012年3月，国务院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温州金改正式拉开序幕。 　　对于温州金改这一年，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温州金融改革已经快1年了，依然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遇到了很大的难处。”2012年11月底出台的《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被业界人士评价为隔靴搔痒。 　　在周德文看来，民间资本参与设立金融机构方面没有取得突破，民间资本直接设立金融机构，哪怕是小银行，依然进入不了；此外利率市场化没有试点；个人资本、海外直投已经列入试点，但至今没有实际操作规则；而在监管方面，地方金融监管合法化现在还处于很尴尬的状况，尽管温州设立地方金融监管局，但其合法性没有得到明确。 　　利率问题和准入门槛是横亘在小额贷款公司转向村镇银行面前的两大阻碍。温州日胜贷款公司总经理陆榕说，小贷公司转为村镇银行，贷款利率受到限制，不能像小贷公司一样达到基准利率的4倍。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转为村镇银行，陆榕还需要放弃公司的控制权。按照现在的规定，村镇银行发起人须为商业银行，民资被严格限定参与额度。这意味像陆榕这些小额贷款公司的创办人只能为他人作嫁衣。 　　“只要是发起人放开了，其实那些经营上的难题都可以想办法，都可以去闯一闯，但现在明显是不划算的买卖。”陆榕说。 　　据了解，原本瑞安华峰小贷公司想成为“正规军”的积极性最高，温州市政府也曾意欲借此树立示范效应，但在发起人、控股权、监管方等制度“天花板”长期无法突破之后，该公司意欲借道香港成立专业财务公司。 温州市长陈金彪上周公开发言时称，温州金改已经开了一个很好的头，但地方金融监管合法化、民资参与设立金融机构遭遇“玻璃门”，以及小额贷款公司、民间借贷服务中心的税收优惠等问题，还有不少法律政策障碍，正待突破。 　　金融监管分权之争 　　从温州金融改革，到最新的深圳前海特区，金融改革“自下而上”的试验接连不断，但突破性的成绩很少见到。 　　在温州，税收和银行进入门槛依然限制着小贷公司转型。 　　陆榕的小额贷款公司所面临的税负问题就是一例。陆榕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税有营业税5.7%，利润25%缴纳所得税。目前小额贷款公司的资本金回报率大约是10%-12%，这是在没有考虑坏账风险的情况下。“一般人感觉利率很高，是银行基准利率4倍，是高利贷，但实际收益并不高。”陆榕说。而这些并非温州当地政府能决定的。 　　周德文认为，阻力来自两方面：一是国家的相关部门没有松绑放权，仍然按照现有的法律政策，不允许有突破，二是地方政府没有大胆改革，有畏难的情绪。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曾刚认为，我国金融集权式的管理影响到了金融改革的进程。这个难点不仅仅在温州，其他地方金融改革试点也都存在。在关系到金融体制最根本的一些政策上，包括许可证的颁发，金融许可，包括利率市场化这些最根本的，都是由中央部门来控制的，这使得地方推进金融改革的难度大增。 　　中投副总经理谢平在他组织的课题《中国金融改革方案：2013-2020》中建议，金融监管不应该高度集中，要将地方政府纳入监管体系，发挥其积极性。但谢平也指出，放给地方政府一定的监管权也面临问题。在中国的地方金融机构中，比如城商行等，地方政府间接控制着这些金融机构，利用这些机构为地方政绩服务。如果地产政府在产权不退出的情况下进行监管，会出现风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认为，中央应当给地方政府一定的授权，把基层的准金融机构、准金融活动的监管权交给地方政府。否则在基层就会出现监管真空，垂直的中央监管部门鞭长莫及，而地方政府又没有获得授权，于是就只热衷于鼓励发展，但不承担相应的监管责任。、 　　利率市场化推进缓慢 　　除了自下而上的金融改革受阻，自上而下的一些重大议题同样推进缓慢，其中包括从90年代开始陆续推进的利率市场化。 　　在2012年，央行将存款的浮动区间扩大到基准利率的1.1倍，贷款的浮动区间扩大到基准利率的0.7倍。这被视为是打破银行垄断的一次有力尝试。在今年两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