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可以养廉辩论资料.doc

高薪可以养廉 1．人性层面 尽管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哲学命题，但现实生活中，人对物质利益的正当关心和诉求，是人的本性使然。持何种观点的人都无法回避这一人性本能。我们对公务员的定位，首先应认为其是普通人、有权追求各种物质、精神享受的普通人。 对高薪养廉持否定态度者，往往认为将高薪作为清廉的前提条件降低了对公务员的道德求，长此以往会对全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起负面作用。这种观点忽视了人们在需求层次上的先后顺序。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普通人(包括公务员在内)都只有在生理、生存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才可能追求更高境界的需求。长期以来，社会上存在着一种舆论导向，他们漠视人的基本 需求，鄙视物欲，其实质是不敢正视人的合理需求。这造成了一方面各种英雄不断被树立，另一方面，腐化堕落、贪赃枉法者层出不穷。这种巨大的反差只会造成正面宣传不断的式微，公众对其信任度日益下降。殊不知，只有承认人们的各种欲望存在的合理性与客观现实性，并对其加以合理的规范与引导才是现实可行的。由此可见，实行高薪养廉是符合人性特点的。 2．社会经济条件 对高薪养廉持否定态度者，往往认为我国不具备实施高薪养廉的社会经济基础，国力难以承担。实际上，早在中国古代的宋朝就有实行高薪养廉的举措，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也提出过学习西方公务员制度，通过“厚其养廉，永其俸禄”，使公务员“专一其心”的主张。如果说近百年前，中国还不具备高薪养廉的基础，那么，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的国力已经有了质的飞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已经完全具备了实行高薪的物质基础。而且高薪养廉中的“高薪”应该是相对于全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而言，是对目前国家公务员工薪水平的提高，是以国家财力水平为限度，以全社会平均收入水平为标准的相对提高而不应是脱离实际的照搬西方国家公务员的薪金水平。诚然，我国仍存在着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现象，沿海地区与内陆边远地区的收入水平有一定差距，但这不应成为推行高薪养廉的障碍。我们完全可以区分不同地区，结合当地的收入水平和地方财力制定本地公务员的薪金水平。对于条件完全具备的发达沿海地区，可以作为试点率先推行高薪养廉的措施，建立健全各项相关制度，在条件成熟后再逐步向全国推广。 3．社会心理条件 对高薪养廉持否定态度者主张当前我国不宜实行高薪养廉的的理由之一是唯恐会造成公众心理失衡，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剧社会动荡。的确，中国社会传统中一直存在着“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公众心理。但我们更应看到，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社会分配制度的变革，传统的分配观念正逐步被打破，社会对高收入者，特别是通过正当手段获取较高收入者的看法更加宽容。当前社会公众的不满情绪更集中地表现在对结构性的腐败、对相当多数的权力阶层滥用权力，进行权钱交易和官僚主义效率低下的不满上，而并非是公务员薪金有序的提高。公务员的廉洁与效率若无改善和提高，即便不实行高薪养廉，公众依然存在不满情绪。反之，如果实行高薪养廉，加之相应的监督约束机制的建立健全，会使得全体纳税人拥有一支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那么，我们听到的将是更多的支持的声音。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客观上，当今中国已经完全具备了实行高薪养廉的社会条件。它不应成为我们摸索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实际的高薪养廉制度的障碍。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实行了高薪就必然会达到廉政的目标。笔者并不否认即使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高薪养廉的相关制度也不会根除腐败，因为人的欲望是无限的，面对百万乃至千万元的诱惑，再高的薪金都显得微不足道，铤而走险者仍会大有人在。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高薪养廉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如果能结合严格的监督约束机制、制衡机制、刑事、民事、行政惩戒机制，发挥多种手段的协同作用，就有希望根治腐败。 腐败的根源与高薪养廉的提出 三大根本原因在于：权力资源的稀缺性、人的私本性、由于公权力行使过程不得不借助于私的人而导致权力的异化。 当这三种内在根源在可预见的历史时期内不可能得以根除的情况下，我们也许只能退而求其次，谋求把腐败抑制在一个社会可以容忍的范围内。高薪养廉制度的论证，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和认识下提出的。这项改革的经济代价可能是十分昂贵的，本文也因此在论述高薪养廉制度时提出了相应的减少这种代价和阵痛的方案。然而这些代价是必须付出的，高薪养廉制度一定能够在中国的反腐败斗争中，找到一席之地，为中国的反腐败法制添上一笔重彩! 反对者的理由主要有：从已破获的案例中，极少因为生活困难而腐败的；人的贪欲是无穷的，不可能靠高薪而满足；公务人员应当先天下之忧而忧，要让群众先富起来而不能自己先富起来；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从本质上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