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控股公司内部利益冲突的法律规制-经济法专业论文.docxVIP

PAGE PAGE 1 内容提要 鉴于 1929 年以股市崩溃和银行系统全面瘫痪为始端的经济危机对美 国社会的严重冲击和破坏，1933 年美国国会以绝对多数票正式通过了旨在 规范和限制银行业与证券业之间混业经营行为的《格拉斯——斯蒂格尔 法》，该法不仅在严厉禁止银行业与证券业之间业务交叉和混业经营的基础 上确立了两者之间分业经营的体制模式，而且还建立起与这种分业经营的 体制模式相匹配的监管机制，即以机构监管为核心的分业监管体制。美国 国会之所以针对银行业和证券业之间的业务交叉经营做出此种严格的规 定，其宗旨就在于遏制两者之间在混业经营的过程中内部利益冲突的泛滥 及其在混业经营体制的催化作用之下对外部金融环境的威胁与破坏，从而 确保金融业能够在可预期的范围内平稳的发展，同时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健 和安全，并进一步确保宏观经济运行的规范与稳定。因此，在经济危机结 束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基于内部利益冲突所导致的严重后果以及《格拉 斯——斯蒂格尔法》对此种状况的规范和强制，美国较为坚定的奉行着以 安全为价值导向的金融业经营体制和监管方针，以此来防范内部利益冲突 可能造成的不利后果，并且对混业经营体制基本上秉持着一种抵触与排斥 的态度。 然而，二战结束后的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伴随着经济全球化 与贸易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家之间的经济和贸易交往日渐频繁，而交易 方式和交易手段也日趋复杂，其特征就在于以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等结构性 金融产品交易为核心的虚拟化和指数化交易发展迅速，同时此种结构性金 融产品交易的最大优势即在于其能够在规避和对冲风险的基础上对未来的 市场状况加以特定化，从而满足市场主体对利益的追求，但是这种交易方 式要求金融业中的各个行业，尤其是银行业与证券业之间具有高度的协同 性和一致性，并且能够在共享的基础上根据金融市场中的各种反馈信息， 针对不同的市场条件，设计出能够满足多元性需求的结构性金融产品，相 应地，此种金融创新模式对金融业混业经营具有很高的要求。但是，囿于 国内《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对金融业混业经营的严格禁止和束缚，长 期以来美国各大金融企业难以在国际金融市场中与其竞争对手开展充分而 有效的竞争，由此导致其在竞争过程中往往处于明显的劣势，为了扭转这 种不利局面，同时合法规避《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对金融业混业经营 的严厉约束，纽约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开始通过设立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式来 参与国际金融市场中对结构性金融产品的开发和经营，从而在规避法律限 制的基础上扭转了在竞争中的颓势。实践证明，金融控股公司的设立发展 及其组织结构不仅符合法律对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规定和要求， 而且其能够充分调动公司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的资源和积极性，并可以将规 模效应、范畴效应和协同效应的优越性发挥到最大限度，同时又有效避免 了在全能银行体制下各个组成部分发展的非均衡以及风险过大等弊端。因 此，在长期的经营过程中，金融控股公司逐渐证明了自己在市场经营中难 以匹敌的优势和发展远景，与此相应地，美国国内立法者在事实面前也逐 渐认识到金融控股公司在业务经营方面的众多优点和可取之处，而对于其 一直以来非常关注的内部利益冲突问题，其则认为金融控股公司在业务经 营中所获取的收益及其对金融市场的带动作用等因素足以冲销内部利益冲 突所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鉴于此，美国国内的立法者在金融控股公司出 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对其开展的各项业务活动都基本上秉持着一种默许 甚或鼓励的态度，最终 1999 年美国国会以《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取代了 1933 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这一立法行动不仅使金融控股公司 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之后终于获得了法律的认可与首肯，而且也使 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即由原来的机构监管转变为目前的 伞状功能性监管，以此确保对金融控股公司继续施以有效的规制和约束。 但是，2007 年上旬肇始于美国并随后迅速波及全球的次级住房抵押贷 款危机却使美国等国家为数众多的包括金融控股公司在内的金融机构损失 惨重，其中一向以经营稳健著称的美国花旗集团在危机开始后的三个月内 就遭受了大约 40 亿美元的损失，并且各大评级机构相继下调了对该金融集 团的信用评级，而花旗集团在压力之下也不得不对其内部结构进行相应的 重组和规划。值得注意地是，在次贷危机爆发前的一段时间内，包括美国 联邦储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美联储）在内的众多金融监管机构均在不同场 合针对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中出现的风险因素发出了警告，同时花旗集 团内部的投资银行部门和金融分析师也频繁的发出风险警示，要求集团内 部的证券操作部门立即减持以次级住房抵押贷款为标的的结构性债券，然 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花旗集团下属的证券部门却一再增持此类结构性 债券，最终遭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