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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元澄奏折看北魏佛教的传统与政策 王继训 内容摘要：高祖、世祖以来，北魏鲜卑贵族加速了汉化进程，客观环境的变化又造成寺院经济的膨胀、发展，以及佛教信仰的世俗化、功利化、民间化。但北魏统治者在现实政策方面，一直想回到过去时代，希冀用儒家纲常名教的思想去限制、削弱佛教寺院的势力及影响，于是貌似复古的元澄限佛折出台了，应该说它的出现符合北魏统治者的普遍要求。作为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元澄的本意与想法可能是好的，但究竟能否贯彻实施，还要看北魏佛教信仰的民族与历史的传统。 关键词：元澄；限佛折；传统；政策 作者简介：王继训（1971— ），男，山东临沂人，文学与史学双博士后，山东经济学院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北魏孝明帝神龟元年（518年）冬，时任司空公、尚书令的任城王元澄上了一道长达1600多字的奏折，这便是北魏史上的“元澄限佛折”。奏折历陈了高祖元宏以来佛教的发展，建议用儒家名教，严明纲纪，限制佛教的泛滥，寺院经济的膨胀。然而，未几，元澄薨。随着元澄的死，奏折所陈也就成了一纸空文。????任城王何许人也？其父拓跋云是恭宗拓跋晃少子，也就是高宗文成帝的弟弟, 史载: 年五岁，恭宗崩，号哭不绝声。世祖闻之而呼，抱之泣曰：“汝何知而有成人之意也！”[1] （《魏书·释老志》）和平五年(464年)封，拜使持节、侍中、征东大将军、和龙镇都大将。肃宗孝明帝时，拜都督中外诸军事、中都坐大官，听理民讼，甚收时誉。澄是云长子，袭封。任城王澄历仕孝文、宣武、孝明三朝，深受重用，而且辈分也很高，为孝文帝叔叔辈，言辞当有一定份量。孝文帝在迁都改革上倚重任城王，曾有言“任城便是我之子房”，还说“非任城无以识变化之体。朕方创改朝制，当与任城共万世之功耳。”孝文帝决议迁都洛阳后，“遣任城驰驿向代，问彼百司，论择可否”，元澄到代都后援引今古，徐以晓之，说服众人，甚为高祖赞赏。后恒州刺史穆泰谋反，任城王澄率军镇之，“引见逆徒，无一人称枉，时人莫不叹之”，高祖大悦：“我任城可谓社稷臣也，寻其罪案，正复皋陶断狱，岂能过之？”故高祖崩，澄受遗诏为顾命大臣，辅佐幼主，史称“澄尽心匡辅，事有不便于民者，必于谏诤，虽不见用，殷勤不已。内外咸敬惮之”。[1]（《魏书·释老志》）在他的积极作为之下，北魏王朝似乎一度呈现出中兴的回光返照来，遗憾的是，神龟二年（519年）元澄病死。不久，政局动乱，尔朱荣反，不出十五年，北魏亡，分东西。????《魏书·释老志》详细记载了这份奏折的全部内容，现摘录如下： 高祖时，“定鼎嵩瀍，卜世悠远。虑括终台，制洽天人，造物开符，垂之万叶。故都城制云，城内唯拟一永宁寺地，郭内唯拟尼寺一所，余悉城郭之外。欲令永遵此制，无敢逾矩。” 到景明之初，微有犯禁，沙门统惠深 “营就之寺，不忍移毁，求自今已后，更不听立”，“先旨含宽，抑典从请。前班之诏，仍卷不行，后来私谒，弥以奔竞”。到世宗时，再次重申禁令，“城内不造立浮图、僧尼寺舍，亦欲绝其杀觊。”尽管世宗对高祖的政策已经做了很大的修改与让步，“自今已后，欲造寺者，限僧五十已上，闻彻听造。若有辄营置者，依俗违敕之罪，其寺僧众，摈出外州” ，“尔来十年，私营转盛，罪摈之事，寂尔无闻”。但由于得不到严格的执行，寺院最后发展到了无处不有的地步，“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内检括寺舍，数乘五百，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数”，“寺夺民居，三分且一”，“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或比满城邑之中，或连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为一寺。梵唱屠音，连檐接响，像塔缠于腥臊，性灵没于嗜欲，真伪混居，往来纷杂。下司因习而莫非，僧曹对制而不问。其于污染真行，尘秽练僧，薰莸同器，不亦甚欤！”佛教的迅猛发展，与皇权的矛盾已经显现出来，“资营寺观”，“非国之福也”，“然比日私造，动盈百数”，“昔如来阐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恋著城邑。岂湫隘是经行所宜，浮諠必栖禅之宅，当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处者既失其真，造者或损其福，乃释氏之糟糠，法中之社鼠，内戒所不容，王典所应弃矣。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镇僧寺亦然。侵夺细民，广占田宅，有伤慈矜，用长嗟苦。且人心不同，善恶亦异。或有栖心真趣，道业清远者；或外假法服，内怀悖德者。如此之徒，宜辨泾渭。若雷同一贯，何以劝善”，而且“往在北代，有法秀之谋；近日冀州，遭大乘之变。皆初假神教，以惑众心，终设奸诳，用逞私悖”，“始知祖宗睿圣，防遏处深。履霜坚冰，不可不慎”，“诚以国典一废，追理至难，法网暂失，条纲将乱。”鉴于此，元澄主张，“奉遵成规，裁量是总”，“披寻旧旨，研究图格”，“是以冒陈愚见”，“今宜加以严科，特设重禁，纠其来违，惩其往失”，“其庙像严立，而逼近屠沽，请断旁屠杀，以洁灵居”，“若僧不满五十者，共相通容，小就大寺，必令充限。其地卖还，一如上式。自今外州，若欲造寺，僧满五十已上，先令本州表列，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