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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为理论”语境下的“民族”概念 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社 会学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被公认为“批判理论” 和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于1981年发表的《交 往行为理论》可谓是其理论的集大成者，既是以前理论的总 结，也是以后理论的基础。本文旨在探讨哈贝马斯对民族和 民族国家概念的理解，指出其民族概念是以交往行为理论为 语境基础的，强调其民族概念的政治性内涵，并以此为基础 提出民族国家的超越理论和后民族概念。 一、哈贝马斯的“民族”概念 哈贝马斯认为，民族概念的起源来自非政治因素，“民 族首先是一些有着相同的起源的共同体，他们定居在一定的 地域，并构成邻里关系；文化上拥有共同的语言，风俗和习 惯，但他们在政治上还没有达到一体化的地步，也没有出现 类似于国家的组织形式”。换言之，民族和宗教、教派一样是 人类历史中的“源始力量”，他们是“肉体意义上的血缘关系” 和“其他意义上共同的文化遗产”。但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 革、法国大革命以及主体性哲学所开创的现代意识的产生， ③民族的概念也逐渐由前政治的基于血缘一文化的共同体 向政治一法律共同体演变。哈贝马斯认为，民族概念的演变 主要经历了以下过程： 1从人种民族到人民民族。民族在最初的形成过程中 是建立在种族的基础之上的，由于源始的出生和生活状态的 共同性而产生了血缘、地缘、语言、习俗、命运的共同性， “那些拥有相同出生的人把他们的我们一意识 (Wir-Bewusstsein)建立在想象的血缘关系和文化认同的基础 上，并把自己看作是同一共同体成员，以此来划定与周围世 界的界限；这种我们一意识应当说同时构成了人种共同 体和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内容”。民族就是在人种共同体的基础 上的扩展，是基于复杂亲属关系的“庞大的家庭”。随着社会 的进步和人们之间交往的深入，超越种族限制的人民民族在 “从地域上通过栖居和相邻而居而整合，在文化上通过语言、 习俗传统的共同性而整合，但还没有在政治上通过一种国家 形式而整合”。而语言在人民民族的形成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 用，共同的语言是人民民族存在的基础和标识。雅可布?格 林认为，“一个民族就是由说同一种语言的人组成的集体”。 ⑥有了共同的语言，就可以书写自己民族的历史，通过民族 的历史唤起民族的情感，激发自觉的民族意识，于是“在那些 一直都是陌生人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团结关系”。 2从“贵族民族”到“大众民族”。无论是基于亲属关系 的种族还是基于语言基础的人民，民族概念都是人为强加的 结果，它从开始处就是为“区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限”。民 族在古代的封建等级制度下，无论是靠契约的规则还是靠君 主的特权，总有一小部分人占据了民族的领导者和支配者的 地位，而人民大众作为平民则被排除在民族的事务之外，由 此形成“贵族民族”的民族内涵。哈贝马斯认为，“自18世纪 晚期，由知识分子所推动的民族意识转变，为贵族民族 到人民民族的转变创造了前提条件”。知识分子用“想象 的共同体”来倡导新的民族集体认同，虽然舒尔策认为这种集 体认同的民族概念“在相当长的时间只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 而不是在现实中”,但人民大众参与民族事务和作为民族平等 一员的政治意识却在逐渐加强，从而为民族国家意识的产生 创造了条件。“大众民族”意识突出了民族的特征，民族概念 正由前政治的概念向政治的概念发展和延伸。 3从民族精神的民族到国家公民的民族。民族概念经 历了由谱系的民族概念到政治的民族概念的发展过程。安德 鲁?海伍德从谱系概念的角度认为民族是一个文化实体，而 马克斯?韦伯则认为“民族基本上是一个政治概念，尽管民族 与国家不尽相同，但只有与国家联系起来才能界定”。哈贝马 斯认为，“不同民族的兴起和消失，都是在文化流变的过程之 中进行的”。也就是说，前政治的文化生活方式或想象的共同 性是民族精神的来源，并成为了维系民族联合的核心价值。 但随着民族共同体对内对外作用的发挥，尤其是民族以国家 的形式出现以后，由政治一法律概念基础上的公民构成了民 族的主导力量。18世纪末的古典观点甚至认为，“所谓民 族，就是国民，他们通过制定一部民族的宪法而把自己联 合起来”。德国历史学家迈内克(F - Meinecke)也认为，民族 精神的民族表现为操同一种语言和拥有共同祖先的人们的 集合，国家公民的民族表现为生活在同一个政府之下的有共 同法律和官方语言以及宗教的人口。国家公民的民族概念也 是人为建构的结果，它与民族精神的民族概念的区别在于前 者是在法律基础上的自由平等的公民资格的组织形式，强调 以政治参与为基础的公民团结和以宪法为核心的政治认同， 不强调民族成员身份中的源始性文化历史关系。哈贝马斯认 为，国家公民的民族更代表了当代的社会发展方向，“贯彻了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