绸缪一带一路的五大风险.docVIP

绸缪一带一路的五大风险 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阿拉木图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中国企业界正在掀起海外投资，尤其是向一路一带地区投资的热潮。然而，相比于欧美地区，“一带一路”的一些国家，不仅基础建设落后、经济水平较低，而且存在着政局动荡、腐败严重等一系列的重大风险。相关企业在勇敢地走向“一路一带”的同时，一定要未雨绸缪，对相应风险做到充分而准确的评估，并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应对方案。 其一，地区动荡、战乱与恐怖主义等安全风险，将成为中国企业走向“一带一路”，必须高度重视的头等大事。我国的一路一带战略与美国的全球战略相比，其根本特征在于，我国更侧重于经济、文化的交流而不谋求军事上的霸权。就近段时期而言，我国的军队走出去仍然是高度敏感、高度慎重的问题，除非遇到类似于利比亚内战、也门危机这样的极端情况，我国企业的安全问题仍然将主要依靠非军事途径予以解决。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近几年来，“一带一路”上的一些国家的安全形势的显著恶化。在近段时间，伊斯兰激进势力在泛伊斯兰地区的影响力明显增强。伊斯兰国等激进势力正在从叙利亚、伊拉克地区向海湾国家、中亚国家蔓延。在美军从阿富汗撤离之后，中亚地区的安全空白如何填补，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安全局势将会如何变化令人关注。我国企业从事的管线建设、铁路建设虽然已经在规划设计上充分考虑了安全需要，并尽可能地避开不稳定地区（在不稳定、不安全的国家里寻找相对稳定和安全的小区域，这种做法被称为绿洲战术），但是这仍然是建立在巴基斯坦等国家的中央政府具备充分统治力量的基础上的。一旦这些国家整体安全形势出现恶化，绿洲战术的有效性就会出现问题。必须指出的是，“带、路”之上一些国家的安全问题往往有着极为复杂的产生原因，而且经常有地区或区域外大国的支持与纵容，成为用以牵制该国或该地区的“可控混乱”。这让安全问题的解决面临极大的难度，尤其是当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被视为某种挑战西方的战略时，一些安全问题很可能被有意制造出来用以掣肘中国，而中国企业很可能会成为其中的牺牲品。 在当前，走出去的企业与公民主要依靠领事保护。虽然我国的领事保护制度已经够了长足的进步，但面对“走出去”的中国公民和企业数量的井喷式增长，仍然经常处于力不从心的状态。截至今年年中内地居民出境已达9818.7万人次，连续4年以年均1千多万的数量增长，更不用说还有2万多家中资企业遍布于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因此中国社会必须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摆脱对国家的过度依赖，增强组织化的能力以保护自己。一方面，走出去的公民与企业应该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组织民间商会、海外投资者协会等社会组织，增强自身的安全力量，提升与当地社会的谈判能力。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也应该尽快摸索并退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海外私人安保服务，让走出去的企业和个人能够通过市场来获得安全。 其二，政权变更、领导人更迭、民主化运动与民族分裂等政治风险将成为中国企业投身“带、路”所必须高度重视的长期风险。目前我国企业投身“带、路”主要以大型基础建设为主，而基础建设工程投资巨大、工期长、回收成本慢的特点决定了项目的成败与当地稳定的政策环境、政治环境密切相关。此外，由于我国承建大型基础建设工程的多为国有大中型企业，且港口、交通、能源等大型基础建设项目通常与所在国的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因此项目本身就通常被视为具有强烈政治色彩，也同样因为这个原因，政治上的变动也经常对项目的开展造成巨大的风险。在近段时间，我国大型基础建设项目多次遭遇由于政局变化，领导人更迭而来的重大挫折。在缅甸、泰国、斯里兰卡等国，我国的相关企业都遭到了巨大损失。总的来说，我国企业应该考虑如下两类政治风险。 首先，所在国因其国家安全政策需要而可能做出的政策变动。我国“一带一路”以经济输出为主，它一般都与所在国的发展战略有广阔的对接空间，但是对于一些“带、路”国家，其安全需要与发展需要往往存在差别。换句话说，常常出现，发展靠中国，安全靠别国的现象。在中亚方向，中亚五国除乌兹别克斯坦之外，主要依托于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组织来进行保证；东欧方向，波兰等国家都是对北约一面倒的国家，乌克兰虽然很难加入北约，但是基本上也将自己的安全寄托于西方的军事保护之下；在外高加索地区，亚美尼亚实质上是俄罗斯的保护国，格鲁吉亚是美国的桥头堡，阿塞拜疆虽然奉行平衡外交，在军事上仍然依托土耳其、格鲁吉亚，向北约靠拢；在南亚方向，除巴基斯坦外，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国在安全上，仍然受到印度的强力影响；在东南亚方向，虽然泰国、马来西亚奉行对华友好，但东盟的安全仍然主要依托于美国的保护。总结来说，除了非洲的一些长期受到西方制裁而不得不依赖我国军援的国家，基本上“一带一路”上的大多数国家在安全机制上都依赖于其他力量。由于一些国家安全战略与发展战略的分离，其在对华关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