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论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处分权.docVIP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 法学 论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处分权 关于我国对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处分权的法律研究，学术界的研究和观点的主要体现在专著和论文中，经过对图书馆和数据库资料的收集及自己的思考，现将收集整理的资料做总结和论述如下： 一、对被害人处分权历史轨迹研究 （一）西方国家被害人刑事处分权的历史轨迹 在西方国家，被害人刑事处分权随社会形态的演变而发展演绎，其发展的历程其实就是私权利与公权力相互抗衡与交融的过程，从氏族社会时期到资本主义社会时期，其大致经历了从私权利至上——公权力有限介入——公权力至上——私权利复兴这样一个漫长演进过程，并最终形成了公权力为主私权利为辅的格局。 刘小生、杜永浩：《论刑法价值主体新格局之构建》，载《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1期。 刘小生、杜永浩：《论刑法价值主体新格局之构建》，载《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1期。 当发展到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受西方先哲社会契约、天赋人权等启蒙思想的影响，人权与自由的理念得到弘扬和推崇。尤其是进入18世纪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时期，当时的古典思想家开始主张应当顺应自然，反对国家对社会生活的过渡干预。 杨正万：《刑事被害人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向垄断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又开始发现个人自由与权利的过度化不利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公权力再度引起重视，公诉制度在各国得到了确立，被害人的刑事实体处分权的行使也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之内，至此公权力为主私权利为辅的格局基本形成。 杨正万：《刑事被害人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杨正万：《刑事被害人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杨正万：《刑事被害人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二）我国古代被害人刑事处分权的历史轨迹 我国早在奴隶社会时期，被害人就不享有对于犯罪的追诉权。随后我国由于封建专制思想的长期影响，国家公权力的极度膨胀与公民私权利的高度萎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统治阶级出于严密维护统治秩序的需要，一般不承认被害人具有对自己权利的自由处分权。 不过即使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我们仍然依稀能够发现被害人刑事实体处分权的些许影子。《唐律·斗讼律》就规定：“诸殴妻者，减凡人二等，死者以凡人论。殴亲折伤以上，减妻二等。若妻殴伤杀妾，与夫殴伤杀妻同。” 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这些规定表明了我国古代在唐代就已建立了亲告罪制度。之后宋明两朝也都有类似规定。此外，我国古代也历来规定， 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 二、被害人刑事处分权的发展现状的研究 （一）国外被害人刑事实体处分权的发展现状 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被害人承诺一般被视为正当化行为。 肖敏：《被害人承诺探究——民权刑法视域中的利益衡量》，载《政治与法律》，2007 年第4期。例如，意大利刑法典第149条规定：“ 肖敏：《被害人承诺探究——民权刑法视域中的利益衡量》，载《政治与法律》，2007 年第4期。 [英]J.W.S塞西尔·特纳：《肯尼刑法原理》，王国庆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39—440页。 此外，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在刑法分则中都规定有大量的“告诉才处理”的犯罪，这些犯罪都可以因被害人事后的同意或宽恕，放弃法律对个人权益的保护，而免除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例如，德国刑法分则第182条诱奸罪、第185条侮辱罪、第261条侵犯言论秘密罪等；日本刑法分则第133条开拆书信罪，第174条至178条的公然猥亵罪、散布猥亵文书罪、强制猥亵罪、强奸罪、准强制强奸猥亵罪等等。 李美华：《略论刑事被害人的追诉权》，载《山东法学》，1998年第3期。 在英美法系刑法理论中，虽未明确提出被害人的同意或承诺为正当化行为，但从具体规定来看，被害人对自己权利的放弃一般会对犯罪人刑事责任的认定产生一定影响。在英国刑法中，许多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如强奸罪、袭击罪等，如果被害人作出了有效的同意，便不能构成犯罪。 随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恢复性司法理论在西方法治国家的兴起，被害人刑事实体处分权的发展达到高潮。 于志刚：《论刑事和解视野中的犯罪客体价值——对误入歧途的刑事和解制度的批判》，载《现代法学》，2009年第1期。在刑事和解制度下，1974年加拿大安大略省基切纳市（Kitchener）首次尝试通过“被害人——加害人”和解模式解决一起两少年的破坏财产的案件，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恢复性司法的案例。 陈晓明：《修复性司法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197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