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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仁礼”观的问题策略 一、中日“仁”的区别 中国儒学把“仁义礼智信”作为最高美德，其中“仁’: 是中心范畴，强调一种理想的人际关系和高层次的人格境 界，它是人类最重要最根本的德。在孔子看来，如果每个 人都能以真心对待家人和他人，就能达到仁，成为圣贤。 将政治与道德联系在一起，最大限度发挥仁的作用， 这是中国“仁”的思想的一大特点。孔子认为，为政者必 须是君子，时刻做到为民着想，克制私欲，将百姓的利益 放在第一位，奉行以德治国，并把修己治人看做是为政的 根本原则。而日本则多认为政治与道德应当划清界限，日 本古学派荻生徂徕的思想极具政治性，但他认为政治应从 道德中独立出来，这与孔孟及朱子学根本不同。 在曰本，儒学的传入要早于佛教等各种思想，其中 “仁”的思想是最先传入日本，并被学者们广泛学习的。 日本在部落斗争的时代，最大的缺点就是仁爱观念和天下 观念的薄弱。到了德川时代，统一的政治使日本迎来了车 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时期。日本阳明学派的中江藤树、 朱子学派的藤原惺窝等思想家，都是倡导仁爱的。伊藤仁 斎将《论语》视为“宇宙第一书”，通过精读论语，仁斎 紧紧抓住了儒学的思想“仁者爱人”。同时，仁斎认为“诚’: 是仁爱的形成条件这与古代日本人的“清明心”相融合一 致。但是随着儒学日本化的进程，仁爱思想出现了分支： 一支演化为“忠”的思想，成为武士道形成和发展的 支柱思想。“忠”最早见于《论语?学而篇》，在中国儒学 看来，“忠”是爱人的积极表现，是达到仁的方法；而日本 则将忠推到了极致，并逐渐用忠代替了仁爱思想。山鹿素 行从儒学中为武士道找到了理论依据，提倡遵“忠节、武 勇、义理”等儒家伦理道德，把“忠于主君、不顾身家” 规定为武士应尽的本分，向武士们灌输忠君思想。由于功 利性因素，日本在继承儒学时发生了严重的偏离，忽视心 性之学，局限于政治文化层面。加之，天皇被认为是天照 大神，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此种天命观不需要赋予道德 的意蕴；而仁政思想对君主道德上的约束，正与这种天赋 的绝对至上权威相悖，所以，仁于民的说法在后来越来越 不受到重视。 另一支较接近于孔子主张的仁，但是后来被神圣化， 即贵族化，也就是说日本并非不注重仁，但只有高贵的皇 室、神甫才能成为仁，仁通常被用于天皇的名字及年号中。 这一规矩出自第五十六代清和天皇（惟仁），此后如后冷泉 天皇（亲仁）、一条天皇（怀仁）、昭和天皇（裕仁）等， 10⑻多年来除个别例外，大多遵循其例，正是因为长期受 到儒家影响。从汉学文献中可以看出，在最先接触到“仁” 思想的日本哲人看来，仁有着浓厚的思想文化内涵，既可 以辅助政治，又可以安抚民心，稳定社会。但是如果每个 人都具有了 “仁”的品性，则统治者的高贵地位就无法体 现，甚至会受到威胁。因此，逐渐形成了 “只有天皇才是 仁”的思想。 二、中日“礼”的区别 学会爱人还需要“礼”。在儒家看来，礼的制定就是 为了稳定社会秩序，礼仪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所象征的一 种秩序。子曰“不学礼，无以立”。孔子主张的礼是广义的 礼，在社会关系中与道德相等同起来。他认为，人的道德 修养是确立人之为人的标准。君臣间的忠，父子间的孝， 夫妻间的敬、兄弟间的悌，朋友间的信...处处体现人的道 德修养。中国人不仅崇尚礼的言行，也非常重视礼的教育。 “百善孝当先”，实践礼，要先从孝顺自己的父母开始，孝 是仁的前提，是道德之本，是礼仪最基本的体现。从《弟 子规》的“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叫，行勿懒”到《二十 四孝》的“卧冰求鲤、刻木侍亲、埋儿奉母”...都体现着 我国自古以来对“孝”的重视。 日本由于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也高度重视礼仪。604 年，圣德太子在《十七条宪法》中提出：“群卿百僚，以礼 为本，其治民之本，要在乎礼。上不礼而下不齐，下无礼 以必有罪，是以君臣有礼位次不乱，百姓有礼国家自治”。 在这里，日本最早明确了礼的文化规范，而且是无条件的 单方面的下对上的义务。奈良时代以后，日本在教科书中 列入了《三礼》__即《周礼》《仪礼》《礼记》，这对日本 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日本将道德教育的顺序规定 为：“忠皇室、爱国家、孝父母”，对天皇的绝对服从被置 于优先位置，这一点与中国有着本质区别。在日本，孝被 视为与忠是一致的、不可分割的，“对君尽忠即对父尽孝”。 儒学家林罗山认为：“舍孝而取忠者可也。”国定教科书中 曾对“孝”作了如下说明：“以家族制度为基础。举国构成 一大家，皇室为吾等国民之祖宗，忠孝一致实为吾国体之 特色。”这种忠孝一致的国民道德在日本人的意识中深深扎 下了根，一旦与狭隘民族主义和扩张政策相结合，就会把 非人性和反人道发挥到极致，进而酿成军国侵略主义的温 床。 中国人重视家庭和睦，而日本人注重效忠集体。中国 人喜爱以礼待人，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弊端，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