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年龄结构如何影响经济失衡.docVIP

人口年龄结构如何影响经济失衡 ［内容摘要］从人口年龄结构视角解读了中国经济 “高储蓄、高投资、高顺差”的成因。研究表明。老年人口 抚育负担的上扬降低了储蓄率和外贸顺差，支持了生命周期 假说。但是。少儿人口抚育负担的下降却未能抑制储蓄率和 外贸顺差的上扬，我们将其归因于代际间的“利他主义”和 “内生化的劳动供给”，当家庭中子女数量减少时，用于未 来教育、婚嫁等目标性支出随之下降，反而刺激了当期消费; 在家庭子女数量增加时，父母有可能选择减少支出或者选择 用劳动替代闲暇。本研究的政策涵义在于培育针对劳动适龄 人口新的消费热点、延迟退休年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关键词］经济失衡；人口年龄结构；生命周期假说 一、导言 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层面呈现出“高储蓄、高投资、 高顺差”的“三高”症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引发了包括 产能过剩、分配失衡、结构僵化、贸易摩擦等在内的一系列 问题，成为悬置在经济上方的一把迗摩克利斯剑。对于内外 部经济的失衡，经济学家早有关注，并提出了 “发展模式 说”、“经济转轨说”和“开放经济说”等一些富有启发性 的观点。本文强调人口急剧转型所铸塑的“生之者众，食之 者寡”的格局导致产出更多转化为储蓄，而后分解为投资和 出口。有关人口结构与储蓄的研究可追溯至生命周期假说， 该理论认为个体一生中的劳动供给酷似“驼形” （Hump Shaped）,收入流与支出流存在时间上的错置，需要通过储 蓄来“截长补短”，以维持一个均衡的消费水平；遗憾的是， 早期的生命周期理论将生育率视为外生变量，忽略了储蓄对 人口结构的反向影响，无法摆脱变量间联立关系的困扰（舒 尔茨，2005； Hassan et al.，2011），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应 该充分考虑变量传导可能存在的滞后效应，建议采用面板 VAR模型（董丽霞和赵文哲，2011）。 针对人口结构的“经常账户效应”，Higgins和 Williamson （1997）的一项研究表明，如使用线性方程组， 则人口结构对储蓄和投资影响的差额即为其对经常项目余 额的影响；Higgins （1998）指出个体在投资需求上的重心 较之于储蓄供给要来得早，如果一个地区中有大量人口处于 劳动适龄阶段，他们将倾向于把多余的储蓄出口，出现“代 际转移意义上的外贸顺差”；在经验分析中，大量的证据表 明人口抚育比与经常项目余额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Kiln和Lee, 2007；朱超和周哗，2012）。此外，人口结 构的变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由此带来的全球经济不平衡的 调整，也将是渐进的，基于人口结构来分析储蓄和贸易收支， 应着力于中长期视角，短期内人口年龄结构的效应可能并不 显著（李文星和徐长生，2008）。 关于人口年齡结构的储蓄效应，现有的研究文献均较为 丰富，研究样本涉及多个国家或地区，即便研究结论不尽相 同，也主要是由变量度量、计量模型和方法上的差异所致， 对理论本身没有较大冲击。而人口结构对投资和经常项目的 影响，则不多见，既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也缺乏有说服力 的经验证据，本文旨在这方面做一些突破，我们将结合人口 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阐述人口结构的变化如何引起物质 资本投资的重塑，并将之推广到开放经济条件，考察储蓄投 资的调整又如何进一步蔓延至经常项目余额，从而把内外失 衡对接起来，纳入到统一的分析框架中。经验分析中，我们 在采集中国省际层面数据的基础上，利用广义矩法 (SYS-GMM)进行研究，以确保计量方程的稳健性。 二、中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特征化事实 人口转型是指在“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 率”的原始人口再生产类型中，由于死亡率的先行下降，而 过渡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传统人口 再生产类型；而后因为出生率的下降，人口增长减速，从而 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人口再 生产类型。对于人口转型的解释，相继出现了财富流理论 (Caldwell, 1980)、数量质量替代理论(Beeker, 1976) 和观念理论(Easterlin, 1969)。中国的人口转型具有一定 的特殊性，它不仅是生育观转变的产物，还是生育政策急速 “剎车”提前催生的结果。从传统人口再生产类型到现代人 口再生产类型，我国仅用了 30年时间。目前我国的妇女总 和生育率已经跌至更替水平以下，随着由人口年龄结构引发 的人口惯性的逐渐释放，2030年左右中国人口将实现零增 长，并逐渐进入负增长阶段（郭志刚，2012）。 华金平（2011）将建国以后中国的人口转型分为三个阶 段，第一阶段。（1950-1973年）是死亡率下降占据人口转型 的主导，人口死亡率从18%。。下降到7%。，人口出生率则基 本维持在30%。，这一时期人口死亡率下降主要和农村合作医 疗制度有关，所以这一阶段的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