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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日学生马克思主义传播 文论是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人对文学的议论和思考发端于先秦时期，历史悠久，绵远漫长。但古人往往把求知、治学、研究自然和社会联系在一起，以期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之理，没有把文论作为组成部分单独对待。鸦片战争之后，国难当头，国人在多方碰壁后选择文化启蒙、以思想改造国民，稔熟中西文化的留学生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这个重任，把各种文学思潮引荐到中国。其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其先进性、科学性备受关注，很快在流派纷呈中脱颖而出，成了很多人信奉的真理。到了20世纪30年代，通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文学活动，马克思主义文论产生了质的飞跃，从一种外来思潮转变成社会的主流思潮，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本文即从左联时期活跃的留学生为主体，来看待这种“近现代中国文化传播史上和思想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1］ 一、留学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传播主体 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大概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20世纪初，终于新文化运动之后。这个阶段的留学生多以翻译为主，偏重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尽管个别有志之士(如陈独秀、李大钊)试图以马克思思想结合中国斗争实际，但观点零碎，不成体系。例如张奚若就曾嘲笑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空空洞洞，并未言及bolshevism的实在政策，有道理与无道理参半，其中一些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议论，不但讨厌，简直危险。”［2］第二个阶段始于留日社团的“革命文学”，终于左联成立。留日社团以创造社、太阳社为主，社员多是在日本学习多年的留学生，思想激进、年轻气盛，接受了日本左翼思想，对国内文坛充斥的各种虚无思想反感。认为“我国的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愿以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3］他们以文学为大旗，对他们认为的“黑暗文艺状态”发起猛烈攻击。为了迅速打响名气，两社成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当时的文坛前辈(如鲁迅、胡适等人)进行了尖刻的批判，在文艺界引起了轰动。尽管以攻击文坛名宿来换取名声的做法不甚光彩，但留日学生的文学活动的确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内容。茅盾曾回忆到:“在那时候，有系统地介绍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可以说还没有开始，创造社和太阳社首先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初步知识，并且强调了文艺应当为革命服务，作家应当站定革命的立场、表现革命斗争等等。对于当时的文学运动起了重大的作用。”［4］第三个阶段即左联时期。因左联是在创造社、太阳社的基础上成立，所以留日学生仍占了联盟的大部分席位。左联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些观点通过留学生的文学活动得到推广，但并没有建立起一种完备的体系。左联成立后，明确提出了文艺活动的指导理论，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且确立了一个对中国发展影响深远的命题:走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道路。这期间的文学活动较之前两个阶段有明显特色，即马克思文论的思想不再只是一种社会思潮，而是文艺界的领导思想。左联专门开设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小组，组织留学生翻译马恩原著，通过理性的讨论和现实的创作，使马克思主义文论显露出最适合中国国情的特质，实现了其中国化的过程。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并不是突然而发，而是循序渐进、层层深入的。鉴于异域文化思潮的传播需要精通异域语言和本土文化的人，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文论进行系统化的研究和整理，使之脱离水土不服的地方，与中国社会现实彻底结合，走中国化的发展道路，留学生责无旁贷地担当起这个重任。尽管国内学者(如茅盾、冯雪峰等人)都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推广和传播做出过贡献，但也要看到，他们不是纯粹的足不出户的学者，而是视野开阔、对外来文化很感兴趣并接受过系统学习、熟悉外国语言的人。整体来说，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生根发芽、发展壮大，留学生处于不可替代的地位。 二、左联时期的留日学生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抽象的、植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理论体系，与国内民众之间存在极大的鸿沟，文学理论不成体系，散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作品中。所以，要想让普通的民众接受与理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之间需要一种传播媒介。这种媒介通过自我转化与更新，将马克思主义通过中国化的形式顺利地转移到广大人民群众身上，从而完成大众化的过程。”［5］这个媒介工具就是左联的留学生。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传播提供了坚实的阵地，留学生成为最重要的一支力量。现实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核心思想。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对现实主义的表述，一般以恩格斯给敏#8226;考茨基的书信为经典。即“……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