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转向.docxVIP

　　摘要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私有财产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征。 　　正是在阐发私有财产起源、内容以及本质的过程中，马克思从政治、法和市民社会批判转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 　　资本主义社会实质是以私有财产法权为外衣，马克思把批判现实的物质利益的矛头指向了资本逻辑。 　　私有财产异己的对象性本质是资本实现统治的内在逻辑，私有财产最直接的内容就是财富和贫困，这就是以雇佣劳动为内容的资本强制的主要矛盾。 　　马克思正是在批判资本逻辑过程中指出共产主义就是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 　　关键词私有财产；资本；对象化私有财产是兼具历史和现实意义的概念古希腊哲学就已经关注财产私有问题。 　　近代启蒙运动推动对私有财产合法性基础的思考，思想家们普遍地在法权的意义上理解私有财产。 　　马克思正是在对私有财产本质的关注中实现其哲学转向马克思从政治、法的批判转向市民社会批判，并最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完成对资本的批判。 　　在林木盗窃案的辩论中，马克思首次剥离私有财产的法权外衣，将国家和市民社会相分离。 　　在《1844年经济学手稿》中，私有财产已经成为马克思所关注的核心概念围绕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私有财产的关系、私有财产和劳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等阐发了私有财产的一般内容。 　　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及其手稿，马克思继续对私有财产展开研究，在批判资本主义和阐发共产主义过程中，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就是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 　　一、资本批判的前提解答物质利益的困惑1842-1843年间，马克思作为《莱茵报》主编遇到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题，即著名的林木盗窃问题。 　　一直以来捡拾树枝是贫苦群众的生活习惯，而议会却提出把这当作盗窃来惩治。 　　马克思指出这一问题的核心不仅仅是习惯和法律之间的冲突，而是法律不但承认他们的合理权利，而且经常承认他们的不合理的欲求[1]250。 　　首先习惯和法不是完全对立的两个概念。 　　一个人的行为不因其成为习惯就一定是合法，关键要看习惯是否体现自由和平等的要求。 　　相反，没有纳入法律范围的习惯也不一定就是非法的，在对法的前提批判中可以说明这一点。 　　法一部分是确立为法律的习惯，把习惯当作法来遵守，习惯的合理性就同时兼具合法性。 　　法律应当体现事物的普遍本质，按照现代哲学家的观点也是这样。 　　为一切国家的穷人所掌握的习惯具有法的普遍性，捡拾枯树不是一个地方的习惯，而是一切国家的穷人所固有的习惯。 　　从源头上讲，贫民的这一习惯源于所有权的不确定性，和树干脱离的枯枝就不能说仍然是树木所有者的财物，而且作为自然力的偶然的产物对贫民来说是生活的需要，也渴望变成一种权利。 　　现在一些想要独占利益的人妄图以法的形式排斥贫民的需要和习惯，要求惩罚捡拾树枝的穷人，而不顾贫民习惯中存在着合乎本能的法的意识，只想按照私有财产的本质独占利益。 　　或许有人也会反驳说，这些贵族阶层的习惯就一定不具备法的意识吗？但是只要对私人利益的内容和精神进行分析就会发现特权者的这一习惯和法的精神相违背，他所要求的不是法的人类内容，而是法的动物形式。 　　把捡拾枯树当作盗窃即使是符合贵族阶层的习惯，也是超出合理界限的非分要求并且和贫民的习惯相抵触，和法律形式相对立。 　　论题的核心不再是林木所有者和捡拾枯枝的贫民的法的内容，而是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国家、法已经降低为私人利益实现的手段。 　　至此，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首次剥开了私有财产的法权外衣，既揭露了国家和法的本质，又揭示了私人利益的精神实质。 　　在形式上是两种行为在法的范围内的争议，事实上是私人利益力求上升为法的内容的斗争，在这里是把国家变成林木所有者的奴仆为其探寻利益。 　　私人利益的空虚的灵魂从来没有被国家观念所照亮和熏染[1]261，相反国家总是抛弃自己的理性和尊严降低为私有财产的手段。 　　私人利益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的最终目的。 　　因此，如果法不实现这个最终目的，那就不是合目的的法[1]273。 　　私有财产似乎体现普遍性的法的内容，利益如何分割是由理性精神规定好了的内容。 　　一经剖析就会发现披着法权外衣的私有财产才是法的本质，站在普遍理性的立场实现自由和平等的法的精神已经消失。 　　也就是说，现实不再是到处体现自由和平等的国家理性，而是物质利益关系。 　　对政治国家的批判必须深入到其现实的物质利益关系当中，理性和现实的矛盾的解决必须回到私有财产这一概念。 　　对国家和法的批判必须以正确认识物质利益关系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为前提，同样地，在清楚地认识到国家制度对私有财产的特殊含义后，马克思开始转向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此之前，为了能够彻底解答物质利益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