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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游记》看当时文人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思考 《西游记》成书于神魔小说在 中国 文学苑中遍地开花的季节。作为文人有意识地整理创作的作品，它无疑是可以鉴见当时 社会 生活状况之一二的。它以游戏之笔大书孙悟空在三界腾挪跳跃、优游奔走的潇洒，同时又深怀对民族文化 发展 前景的无限忧虑:儒道释三教合一似乎是最好的出路，但均已垂垂老矣;大力张扬人的个性，又担心开了枷的人欲会膨胀至无限;在内部已趋腐朽的时候，欲向外寻求新鲜血液，可这得来也并易事。  一、三教合一—无意中的解构  《西游记》宣扬儒道释三教合一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其中取经故事的主角孙悟空正是这一主题的代言人，作者想要通过这一角色的塑造来展示自己的文化选择趋向。   孙悟空本是丹崖山上一块仙石孕育而成，在花果山快乐地生活。后为生存忧患困扰，不辞劳苦，远涉重洋，寻求长生不死之术，以冲破生命的极限。以求长生为诱饵的道教这时刚好迎合了他的口味。学成后不期然又与儒家的积极人世文化暗合，自封“齐天大圣”，大闹天宫，受儒道佛三家连手镇压，终被佛祖制于两界山下，并由此与佛结下不解之缘。   从表面看来，学道、人儒，又历经种种磨难，修得“真心”，终竟成佛，是作者向人们提供的一个完满的文化选择趋向。作者要求人们向儒道释三家全面汲取营养，最好能自由出人，但在这里被大加宣扬的儒道释又是个怎样的面目呢?在赞语迭加的同时，那掩藏不住的暗流无法控制地从作者笔下涌出。   先看孙悟空首先遭遇到的道教。道教除了增加了法术之外，似乎只是一片乌烟瘴气:祖师太上老君只不过是个炼丹高手;五庄观的道士为一棵人参树竟要残忍地将唐僧师徒扔进油锅;宝林寺的道士是和尚的附庸;车池国的到上道士以迫害和尚为业;黄花观的道士是只与蜘蛛精交好的毒娱蚁……这一系列的道士形象莫不令人生厌。这样污浊的道教是可以向它寄什么希望的吗?作者在这里显然已失去了向人们推销道教的兴趣。   再看以国家和君主为至高无上、要求人们无条件地牺牲自我报效国家的儒家。他们所尊崇的帝王们又是怎样的货色呢?那“高天上圣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玄弯高上帝”，看似辉煌神圣、至尊无比，事实上却是个无能又残忍的人:他遣人骗孙悟空上了天宫，却不知怎样安排官职一;孙悟空大闹天宫时，他不得不求助于如来;卷帘大将沙僧只为“失手打碎了玻璃盏”就被他“打了八百，贬下界来”，而且“又教七日一次，将飞箭来穿’川胸胁百余下方回”(8回)。天上的玉帝尚且如此，人间的君王更是不堪:宝象国的国王因女儿失踪贬退无数官员、打死若干脾女、太监(29回);患有“双鸟失群”之症的朱紫国国王愚蠢到服了马尿、锅灰制的丸药却浑然不知(69回);比丘国的君主荒唐、残忍至极，竟然听从国丈的谗言，收集许多儿童，“要取小儿心肝做药引子，指望长生”(78回)。如此种种，不胜枚举。这些国君不是昏庸无能便是为一己私利草管人命、杀人如麻。这等“圣上”真的可以使天下人甘愿为之效犬马之劳?投身这般世界岂不是自甘与杀人魔王同流合污?这条道又显然为君子所不取。   那么只有作者花了最多笔墨渲染的佛界可做人们思想的最终归宿了。事实却并不如此。佛家以“劝化众生”为己任，能以无边法力制胜一切妖魔，使其野性变成佛性，最后服膺于佛的摩下。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佛界并非什么理想胜地。就拿观世音菩萨的南海紫竹林来说，多的是被迫修道的兽类。那看门的、侍莲台的戴着禁、金箍的熊精和牛精、坐骑金毛吼与听经的莲池金鱼，伺机便跑出去为妖作怪。唐僧师徒一路上碰上的尽是佛祖有意安排的磨难，实在让人不得不怀疑他是否真的以慈悲为怀，是否真的能“普渡众生”。这里不但没有能成功地宣传佛教教义，反倒更多地向人们展示了佛界的肮脏，明示世人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美妙的“彼岸”，这慈航宝筏是无论如何上不得的。那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唐僧一直向往的吗?可唐僧因为不曾备得“人事”而受了阿摊、伽叶的无字之经，及至如来授命传有字真经，阿摊还是索了唐僧的紫金钵盂，且至被羞皱了脸皮，“只是拿着钵盂不放”(98回)，可见与人间是一般醒龄。   儒道释的种种丑陋在作者笔下一一暴露出自己的嘴脸，尽管作者意在宣传三教合一以给人们指定一条文化发展的道路，但他在无意中解构了这神圣的三教。自唐以来统治了中国这么多年的文化潮流已渐失去了往日的威力，注定要退出 历史 舞台了。  二、“自明本心”—戴着镣铐的舞蹈  在《西游记》之前， 中国 文学史上还没有过将人的主体意识发挥到如此淋漓尽致的。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热烈地追求自由，对自己的人格力量无比自信。但在个性大力张扬的同时，作者又担心主体意识的无限宏扬会引起自私欲念的膨胀，会导致与 社会 秩序的冲突和道德规范的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