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人权”与“传统人道”之博弈———安乐死合法化的合理性问题探析.docxVIP

“理性人权”与“传统人道”之博弈———安乐死合法化的合理性问题探析 中国的“传统人道主义”观念普遍认为“自杀是放弃、逃避社会家庭责任并给家人带来不幸的不道德行为”、“对绝症且极度痛苦的家属实施加速死亡的医疗行为是残酷不人道的”。 病人一般是在暂时绝望情况下提出安乐死的，如果他的病痛经治疗得到缓解，求死的愿望就会立即消失。即对一个遭受极端痛苦的临终病人而言，理性思维是不可能的。只要能消除痛苦，这样的病人往往什么都会同意。一个人不可能对自己的死表示真正自愿或出于理性的同意。 随着医学的进步，麻醉技术日益提高。就目前而言，癌症晚期患者的疼痛有90%是可以通过药物控制的。 生命权和其他权利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生命权仅有一次，对当事人的利益来说，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驳：不能因为权利的极其重要性而限制权利本身所应有的可放弃性。如果一定要坚持生命权的放弃不能由当事人自己说了算，那无疑是一种家长主义的作风。安乐死合法化是权利的自由主义精神的最好体现。 即使是当事人自己要求安乐死，那也未必就是自己的真实意愿，有可能来自于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如果让安乐死合法化，那么这就会对部分来自家庭经济较贫苦的绝症患者构成严重的心理压力。 驳：安乐死合法化并不要求所有的绝症患者都必须选择安乐死，而是法律保证在您觉得需要安乐死时，专业人员会为您提供安乐死服务。如果您想和疾病斗争到底，法律也会支持您的选择，这才能体现出权利的本质。 安乐死合法化，会带来较大的社会风险。在社会监督体制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很多医保工作人员会和医生勾结起来共同欺骗绝症患者和他的家人;也有可能绝症患者家属和医生勾结起来谋杀根本不想安乐死的绝症患者;还会导致本身分配不均的社会医疗资源更倾向于有钱有势人群。 驳：以上所提到的问题确实给安乐死合法化提出了一些技术上的难题，但决不能因此否定实现安乐死合法化的必要性。 如果让绝症病人选择安乐死，会造成医疗上的惰性，许多绝症将失去被研究的机会，医学攻克许多绝症也将成为一种奢望。许多绝症在几年以后，也许会成为可治之病，过早地剥夺绝症病人的生命是对“救死扶伤”的医务职责的极大否定。 驳：不能将医学的进步建立在绝症病人的痛苦之上，当绝症病人无法忍受痛苦而要求安乐死时，医务人员有责任帮助他们解决痛苦，而不能将他们作为医学研究的实验品。另外，绝症成为可治之病也只是一种可能。以一种不能确定的可能，来否定真真切切希望摆脱痛苦生死挣扎的执着请求，这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 第一，我们不得不承认，安乐死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患者的病痛，使得患者得以早升极乐。但是，我们却更清醒地看到，在这种貌似“安乐”的背后，却是在世者深深地受到伤害的心。如果说患者选择安乐死是为了让自己得以减轻痛苦，那么，相对于那些还生存着的人来说，他们为自己最亲的人选择了死亡，他们的心情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痛楚？ 第二，安乐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变相杀人，与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背道而驰，况且，我们的刑法中也明确规定了，如果他人想结束生命，医护人员及家属协助满足其要求，这是一种“帮助自杀”的行为，涉嫌故意杀人罪。如果人人都这样子、继续进行所谓的“安乐死”的话，那岂不是又多了很多“故意杀人罪”。更甚者，如果有人打着“安乐死”的幌子，大举手中杀人的屠刀，我们要如何去判断，我们要如何去保护那些患者？ 第三，很多人选择安乐死，就是因为感到现实的绝望或者是忍受不了病痛的折磨，这从某一方面来说又与轻身和自杀何异呢？而安乐死的合法化却为这些人的软弱提供了正当的理由和途径。每个人都只有一次的生命，即便这一次生命多么坎坷，多么不平，我们都应该勇敢的面对，在勇敢坚强的人眼中安乐死只是一种不尊重生命的方式。 结合刑法学界学者们的一些研究及安乐死的本质特征，将其定义为：安乐死是指患有现代医学所确认的绝症且濒临死亡的病人，由于难以忍受极度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在病人真诚自愿的要求下，由医生或者护士等专门人员，采取适当的措施提前病人的死亡时间，使其平静、安乐死去的行为。 哥伦比亚《一周》周刊发表文章说：安乐死惊曝“变相杀人”黑幕，荷兰大批老人病患者担心被害纷纷逃命德国。老年人越来越不相信为他们治病的医生，甚至对他们自己的亲属也越来越不相信。他们单独或结伴穿越边境，逃往国外———主要是德国，以免受“安乐死”。 道德滑坡和权利滥用 美国学者Bishop Sullivan认为:“若自愿安乐死被立法容许,则可以令人相信迟些会有强制安乐死被立法。…且容易导致不能医治之贫老病人、伤兵、毁容之儿童、心智受折磨者等等皆要被杀。”如果同意自愿安乐死,就会滑向非自愿安乐死,如果同意非自愿安乐死,就会滑向“草菅人命”。而这种担心的演绎依据正是道德滑坡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