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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历史原点 ——论德国“一战”期间的计划经济及其对列宁的影响 任晓伟 2013-2-15 17:08:55　　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济南)2007年3期 　　作者简介：任晓伟，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西安710062　　任晓伟，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内容提要：“一战”期间，德国建立起了历史上第一个战时计划经济。参照德国的战时计划经济，列宁开始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有计划的社会生产”的思想与社会主义的制度选择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原初制度设计。德国的战时计划经济在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源起的过程中具有历史原点的意义，认识这一点对于深入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历史内涵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关 键 词：“一战”/德国/战时计划经济/列宁/社会主义　　在目前关于高度集权的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形成的研究中，有两种基本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的形成是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设想的照抄照搬；另一种观点认为，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的形成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历史条件的反映。无论上述哪一种观点都忽视了两个具体的重要环节，一是20世纪初的社会主义者关于计划经济认识的分化，二是“一战”期间德国建立的历史上第一个“被隔绝的战时计划资本主义经济”[1](P415)。这两个环节相互结合在一起，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必要的理论背景，后者则进一步扩大了前者的分化，使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开始现实地结合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战”期间德国的战时计划经济在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源起的过程中具有历史原点的意义，认识这一点对于深入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历史内涵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20世纪初社会主义者关于计划经济认识的分化　　“有计划的社会生产”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设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必然结论。但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不分历史条件地把这一思想确立为未来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1893年5月，恩格斯在与一个法国记者的谈话中说：“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2](PP628—629) 这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并不试图把“有计划的社会生产”作为一个“最终规律”，作为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组织的“预定看法”。对于19世纪后期的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来说，并没有在对“有计划的社会生产”的理解上形成分歧。人们只是在一般意义上认为，在社会主义生产中“商品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被社会生产的有计划的细致安排所代替”[3](p210)。但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出现分化，人们对计划经济的认识也跟着出现了分化。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认为，“在1917年前，当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其他各门各路英雄正忙着大斗资本主义之际，大家忙碌热烈已极，对于代之而起的经济制度究竟该采取何种路线，根本无暇多顾。”[4](p567) 不过，如果考虑到这一时期欧洲社会主义的理论重心开始向自由主义偏移，还是可以看到他们在计划问题上的细微变化。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伯恩斯坦把社会主义描述为两种状态，经济上，社会主义是“走向合作制社会制度的运动或者合作制社会制度的状态”；政治上，社会主义则是一种“有组织的自由主义”[5](p145、p200)。由于对社会主义进行了“修正主义”的理解，包括“有计划的社会生产”思想在内的整个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蓝图开始变形，只要是“为社会生产我们就称之为社会主义的生产”，至于这是什么性质的社会，这种社会生产是不是以劳动者的利益为核心，这些问题似乎已经过时了。相反，“另一种远景出现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前景向我们指出的是工人的日常斗争和工人在数量上、在一般社会势力上、在政治影响上的增长”，其中包括工人“作为参加国家和经济管理的因素的能力和活动的加强”[6](P318、P358)。在伯恩斯坦所代表的修正学派的理论逻辑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社会生产”的设想开始向抽象的“社会性”偏斜。比较而言，考茨基这一时期并没有明确地设想过一种成熟的社会主义经济会不会需要充分的社会化和计划，但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考茨基的认识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一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私有制仍然存在，二是认为货币经济不会很快消失，作为一种流通手段，货币在更好的替代品被发现之前是必不可少的[7](pp365—366)。考茨基的存在着私有制和货币经济的“有计划的社会生产”明显地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　　如果说，在这一时期欧洲社会主义理论史上，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