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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廷芳宪政思想及辛亥革命中政治抉择 摘要：伍廷芳是晚清政坛上一位重要的洋务派官僚，曾为 清廷效命数十载，官至外务部左侍郎、刑部右侍郎，位居二 品。然而，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却倡议清帝退位，要求建立 共和政体，成为民国助产士。这样一种激烈的角色转换，源 于他多年来形成的民主宪政思想，是他在辛亥革命中做出个 人政治抉择的重要依据。 关键词：伍廷芳；宪政思想；辛亥革命；政治抉择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 (2013) 01-0070-02 作为晚清政坛上并不多见的一位“西学之士”，伍廷芳 出身华侨家庭，自幼接受西方现代教育，较少受到封建礼教 的束缚，又长期在香港学习生活，对西方现代社会有了初步 的了解，因而早在青年时代就有明显的进步思想倾向。1861 年前后，伍廷芳倡议并参与创办近代华人第一份中文日报 ——《中外新报》[1] 39,而宣扬西学、启迪民智、鼓舞民 力则是伍廷芳决意参与办报的深层次原因，也是伍廷芳现代 政治意识初步觉醒的标志。而从1874年至1877年间，他留 英研习法律期间，对以资本主义民主法治为核心的现代政治 有了切身的感受，从而为其日后人生轨迹和政治抉择埋下了 伏笔。不过，客观的说，此时的伍廷芳与一个革命者的思想 境界还相去甚远，甚至可以说对个人前途的考虑大于对国家 命运的关怀。这从他拒绝驻英公使郭嵩秦的聘任，返港成为 执业大律师，以及后来重金受聘担任李鸿章的外务幕僚，都 能得到印证。 真正促使伍廷芳的政治思想趋向进步的当是中国在甲 午战争中的惨败。战争期间，伍廷芳参与铁路管理、协助军 需物资和兵员调度等后勤工作，出力甚多。当败局已定之时, 伍廷芳又以候补道派充头等参赞官的身份，随张荫恒、邵友 濂携国书赴日乞和，而日方则拒而不受，点名要李鸿章亲自 赴日，方允和议。凡此种种，令伍廷芳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屈 辱，并曾对英国驻天津总领事说：‘没有比这件事更加伤害 我，我宁愿同归于尽。” [2] 278此后，曾经亲身参与洋务 运动的伍廷芳开始清楚地认识到，单从“器物”层面进行变 革是无法让中国真正走向富强之路的，必须要从制度上效法 西方，进行社会变革，“徒恃枪炮而不考求政治，犹未足以 窥泰西富强之真相。” [3] 567从此，伍廷芳开始思考如何 用西方的现代民主法治思想来改革中国封建专制制度。这也 是他从一名忠于朝廷的洋务官僚向革命者蜕变的起点。 1897年，伍廷芳第一次衔命使美。出使美国期间，目睹 了美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同时也深切体会到了自己作为 弱国外交代表尴尬地位，伍廷芳对欧美资本主义所代表的文 明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对中西文明进行全面的比较，坚定 了改革封建政治制度的信念，也让他在政治立场上进一步倾 向于维新改革。 戊戌变法期间，伍廷芳以驻美公使的身份上书朝廷，力 倡变法，‘亟变尚可有为，失此不图，后悔莫及”，并结合 英美诸国政治发展的经验指出，“帝王不相治袭，制度惟贵 因时，泰西各国百年来，日益强盛，风气聿新，我与为邻， 岂复能拘守成法。” [4] 33伍廷芳还把变法与自强联系起 来，“夫我欲图存，惟在自强，自强之要，先在内治，内治 既定，外侮无自而启。” [4] 33戊戌变法失败后，伍廷芳 并未因此而削弱变法图强的意志。当清王朝经历庚子国变 后，不得不宣示施行“新政”之时，伍廷芳接受了清廷修订 法律大臣的任命，引进西方现代法律思想，仿照西方现代法 律体系，力图对中国封建法律制度进行彻底变革，以期达到 变法图强的目地。然而，尽管在民刑分立、商事立法、狱政 改革等一系列问题上取得了突破，但当伍廷芳等人司法独 立、文明审判、陪审制、律师制等现代法律思想和原则引入 中国的时候，却受到清廷内部保守政治势力的阻挠。而伍廷 芳也因修律努力接连受挫而心情压抑，对清廷失望透顶， 1906年春便以修葺祖坟为名辞职返乡。是时，《纽约时报》 曾刊出报道，称“预料伍廷芳这位斗士的人生将就此结束， 他的墓碑上大概会刻上这样的墓志铭：一个傻瓜躺在这里, 因为他企图改变东方的世界”。[5] 167 然而，到了 1907年，清廷因缺乏办理外交的堪用良才, 再度委派伍廷芳为出使美、墨、秘、古公使。再度使美期间, 伍廷芳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逐渐倾向革命。在驻美公使 任内，伍廷芳向清廷递交了《奏请剪发不易服折》，这份奏 折后来由《东方杂志》于1910年9月28日刊出。[6] 279 剃发留辫本为清朝国制，所谓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是清初满洲贵族统治者强加给广大汉族人民的一项苛政，相 循日久，成为定例，后来更是被清朝统治者当作检验臣民忠 诚与否的政治符号。伍廷芳身为朝廷二品大员，自然不可能 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但是有感于使美期间，侨民随怀忠 君爱国之心，但“惟剪辫发，改易西服者则十恒八九”。究 其原因，侨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