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质量提升的困境与突围 .docVIP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质量提升的困境与突围 　　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有农村户口的进城务工人员。国家XX局发布的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力群体，其中21～40岁的农民工占51.5%[1]。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对于我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形成新的人口红利，加速城镇化建设进程，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独特性 　　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具有独特的人力资本特征。分析把握这一庞大群体的特征，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效果与质量。 　　（一）对农村缺乏归属感，更渴望“同城待遇” 　　新生代农民工，很多人是从学校毕业后直接进城，对农业生产不熟悉，对土地不眷恋，既没有务农的意愿，也缺乏耕种的技术，对农村的感情比较淡漠。对城市生活的向往，让他们与老一代农民工“叶落归根”的迁移模式不同，新一代农民工更希望通过个人的努力留在城市，融入城市，与城市居民享受“同城待遇”，在职业选择上更倾向于劳动环境与就业条件更好的行业。 　　（二）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接受培训的意愿强烈 　　2014年，我国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34.8%，其中21～40岁的农民工接受培训的比例达到38%以上[2]。同老一辈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无论在受教育年限还是层次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提升。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进城务工的目的不再仅仅是“养家糊口”谋生，而是更迫切地想在工作中获得技能，在城市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他们更多注重自我能力的提升与个人价值的实现，接受教育培训的愿望更强烈。 　　（三）参与培训的比例偏低，职业发展连续性较差 　　由于缺乏核心技能，新生代农民工也存在着高流动率的特征，除了盲目追求高薪酬、更好的工作环境外，新生代农民工能否认同企业文化，能否获得培训机会实现职业发展都是他们跳槽的考虑之列。于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培训度低―缺乏高级工作技能―流动比率高―企业不愿承担培训责任。职业技能的形成与提升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高流动率会造成培训的中断、重复化，无论对农民工本人还是企业而言都是时间、金钱、精力资本的极大浪费。 　　二、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困境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存在“高培训意愿，低参与度”的矛盾。究其原因，培训的时间是否与他们的工作时间冲突，培训的内容、形式能否满足他们的当前需求，培训的结果能否与预期的收益相吻合都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效果的因素。 　　（一）培训规模不足以满足需求 　　我国的户籍制度决定新生代农民工不属于城市的产业工人，但他们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这种“夹生”的身份也使得他们无法享受所在城市提供的公务服务，政府对其就业培训方面的投入远远低于对城镇居民的就业培训投入。同工不同权、培训机会不均等，导致接受教育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偏少。为稳定农民工就业、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完成2 100万人次以上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培训任务。” 　　（二）培训内容难以适应产业升级 　　科技的高附加值体现在机器设备的高科技与劳动力的全面素质两方面。在经济转型进程中，产业的升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技能要求也越来越高。然而有学者通过调研证明，在中小企业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85%的人普遍希望在工作之余学习高级的技术、操作技能和管理知识，但中小企业基本没有任何相关的教育培训[3]，这也是造成高级技工短缺越来越突显的重要原因。 　　（三）培训机构松散不成体系 　　我国拥有多种培训资源，如教育部门拥有职业技术学校、职业高中；农业部门有农业学校、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等；科技部门拥有技术推广机构，劳动部门则拥有各种各样的技能培训中心等机构[4]。表面上看来资源丰富，机构众多，但实际上各部门间联系很松散，缺乏统一的规划与监督管理机制，加上法律法规的缺失模糊，很难形成完善的培训网络系统，难以满足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市场多元化的需求，培训的质量也无从保证。 　　三、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困境突围 　　新生代农民工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经济的转型、产业结构的优化。政府、教育培训机构、企业作为参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的主体，从运行机制、组织结构、培训内容与方式等方面进行调整，将有助于摆脱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困境，帮助其提升综合素质，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一）整合资源，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协同教育培训平台 　　一是建立由职业教育院校、社区教育中心、公益性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学校组成的多层次多类型的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地方政府按照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数量建立充足的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将职业教育院校作为开展农民工职业培训的主阵地，同时大力发展社区教育中心。积极筹建公益性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