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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社会转型中文化方位战略选择 讨论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前提，是界定好文化”这一概 念的基本内涵。古今中外，有关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本文 使用的“文化”概念，是指对文化的内涵、层次性及其外延 进行细化，从中分解出能够对经济、政治、社会发展产生推 动或阻碍作用的政治文化。其核心内容，是指在政治文化层 面上由‘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形成的合力（即政治学意义 上的“主导型政治文化），被当政者用来引领国家现代化 进程的世界观、价值观及其思想体系。本文拟通过考察20 世纪墨西哥政治文化的发展路径，试图阐明墨西哥社会转型 中政治文化方位选择的特点及其对社会发展的意义。 纵观20世纪以来墨西哥政治文化的发展路径，大体上 经历了世纪初和世纪末两次重大的战略性选择。1910年，在 拉丁美洲这块古老的大陆上，墨西哥民众第一个举起反专制 主义传统的革命旗帜，把统治墨西哥长达34年的铁腕人物 波菲里奥?迪亚斯赶下台，经过多年曲折的斗争于1917年 颁布了当时最进步的《1917年宪法》（La Constituci 6 n de 1917）,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将革命的胜利成果固定下 来。到30年代，拉萨罗-卡德纳斯（1895—1970年）总统 依照《1917年宪法》确定的革命原则把社会改革引向深入， 成为拉丁美洲地区力图触动社会结构，把政治革命引向社会 改革的第一位总统。时至八九十年代，卡洛斯?萨利纳 斯?德戈塔里（1948—）总统通过法定程序修改了《1917年 宪法》中的核心条款和相关法律，进行了 ‘社会自由主义” 改革，成为拉美地区第一个融入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 的拉美国家。这两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拉丁美洲现代史上 都占有特殊地位。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围绕着墨西哥宪政史 上具有界标意义的《1917年宪法》进行。从政治文化方位选 择的视角上看，它们的不同点是，第一次是着眼于制定一部 体现“革命民族主义”精神的《宪法》，并认真付诸实施； 第二次是修改《宪法》的核心条款，放弃“革命民族主义” 的原则，走向“社会自由主义”的道路。由于这两次当政者 在政治文化方位选择上有所不同，因而对墨西哥社会的发展 也产生了不同的作用和影响。在现代拉丁美洲国家中，墨西 哥“闯”出两个“第一，特色耀眼，非同一般。美国著名 的拉美史学专家、《简明拉丁美洲史》作者E.布拉德福德?伯 恩斯，在该书（第4版）中曾对20世纪初爆发的墨西哥革 命做出权威性的评论：“墨西哥革命的弱点显然很多，但它 仍然是拉丁美洲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是20世纪将 过去同现在和将来划分开来所做出的第一次努力。墨西哥革 命完成了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造。它指出了墨西哥今 后的发展道路。”伯恩斯在认可墨西哥革命在拉美历史上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同时，又十分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 “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一条道路是否可以导致真正变革和发 展，如果可以的话，为什么墨西哥人偏离了这条道路。”① 伯恩斯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 在一个多元的世界里，一个主权国家的人民选择走什么 样的道路，应当受到各国人民的尊重。作为史学工作者，这 里需要我们思考和讨论的问题是：墨西哥人民为什么崇尚体 现‘革命民族主义”精神的《1917年宪法》呢？从崇尚“革 命民族主义”转而崇尚“社会自由主义”的历史是怎样演 进的？有哪些历史条件和动因促成了这种转变？这种政治 文化作用于社会的传导机制是怎样形成的？这一独具墨西 哥特色的发展道路对我们有什么启示？等等。我们关注这些 问题，意在总结历史经验，以史为鉴知兴衰，以人为鉴明得 失。 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墨西哥现代化进程进入了社会 转型的重要时期。墨西哥现代化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非唯 一因素）受制于墨西哥政治文化方位的战略性选择。 1910年墨西哥爆发革命的时代背景和国内条件是，世界 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基本矛盾趋于激化，亚洲 觉醒，俄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正在酝酿中；墨西哥波菲里 奥?迪亚斯总统34年独裁统治致使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 盾进一步激化；经济上有所发展的中产阶级强烈要求政治上 的发言权和经济上的发展空间，主张有效选举、反对独裁， 保护民族工商业、反对垄断和特权[1] (pp?294?295)。 但是，这些要求不仅遭到迪亚斯的拒绝，而且他还阴谋连选 连任。从社会政治文化层面上看，墨西哥革命的爆发具有历 史的必然性。墨西哥革命是墨西哥人民在独立以来所追求的 “土地与自由” “墨西哥人的墨西哥” [2] (p. 251)的理 想难以实现的情况下, 想难以实现的情况下, 不得不选择以暴力手段推翻现存政 权，以图改变不合理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革命义举。在拉 美国家中，墨西哥能够第一个举起反传统的革命旗帜，是墨 西哥人民文化自觉性提高的表现，是墨西哥“文化民族主 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