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研究-王列耀-基督教文化对中国话剧的影响》.docVIP

《基督教文化对中国话剧的影响》 作者：王列耀 暨南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 摘要：精神意义上的基督教文化，是部分中国话剧作家的思想文化资源之一。 1、基督教文化对中国早期话剧的影响，集中在话剧形式：只说不唱的演法，与话剧观念：追求真实的、生活化的表演观念与方法两个方面。 2、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话剧的影响，比较广泛。这时的翻译者、改编者，从注视与基督教文化有关的剧本，过渡到注视圣经题材剧。使中国既出现了一批反基督教精神的作品，也出现了一批客观上有助阐明基督教精神的作品。 3、现代剧作家经历了一个从注视与基督教文化有关的剧本，到注视基督教文化内涵的变化过程。基督教文化与中国话剧的“汇合”，成为中国话剧蜕变、发展的一个条件，也使也国话剧剧作更加多彩。 基督教文化与古希腊、罗马文化,已成为西方文化的两大源头,成为西方文化中重要的历史因素。由于不断受到时代思潮的严峻挑战与颠覆,基督教文化某种程度上以自己的方式,回答着时代的挑战与颠覆。因而,它也是一个动态的文化系统,固守着自己,发展着自己;在西方文化中,又成为一个重要的现实因素。在中国现代史上,中国思想家、文学家,注视与解读的所谓西方基督教文化,实际上比它本身更复杂——既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基督教文化,也包涵有以挑战、颠覆为特征的西方反基督教文化的各种因素。而且,这二者时相伴随、时相纠缠。正是这种难以言述的复杂体、混合体,与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话剧发生着关联。所以,本文涉及的所谓基督教文化,是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学家,注视与解读的西方基督教文化;是一个自成体系的西方基督教文化,与历史上反基督教文化思潮,时相伴随、时相纠缠的复杂体、混合“物”。 就外来文化影响而言,精神意义上的基督教文化,也是一部分中国话剧作家的思想文化资源之一。尽管它不像传统的儒、道和佛教深深潜入作家们的心底,却也诱发了一部分话剧作家,在话剧意识方面的转化,并对中国话剧产生了多种影响。 一、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早期话剧 中国早期的话剧艺术，明显地包涵着基督教文化艺术。西方戏剧在我国演出，最早是从教会学校所演出的宗教剧开始的。“上海的学生演剧最早是受了欧洲人办的教会学校在圣诞节的恳亲会上演戏娱乐的影响，开始搞起来的”。“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学生演剧最早的记载大约只有两则”，其一即“是汪仲贤（优游）在《我的俳优生活》里讲到的1898年圣约翰学校演出的《官场丑史》”【1】。宗教剧，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西方戏剧”；起码，不是本世纪中国话剧所主要借鉴的西方戏剧。上海教会学校的学生演剧，从主观动机来看，依然和传教与娱乐有关。以致，在演剧“内容”得到重视时，演剧艺术相对受到轻视。欧阳予倩在谈到此事时曾批评说：“从那些戏的编排来看他们并不懂得分幕的方法，他们还是依照章回小说那样，把一个戏分成若干回——其实就是场。”这也就是说，新中有旧——引入新的戏剧形式，却“依照章回小说”的方式“分成若干回”——因为忽视艺术而造成的亦新亦旧【2】。由于此时倘属基督教在华传播的第二个历史时期，人们对基督教文化，往往采取有意“忽视”与回避的态度。故而，此番演剧未能超越学校的圈子广泛进入中国社会。但从客观效果来看，演得“新中有旧”的西方宗教剧，因其具有以世俗生活为对象、以讽刺为特色等话剧艺术因素，却使渴求变革的中国文艺家感到新鲜，在“意外”中，对中国早期话剧产生了较大刺激。所以，西方宗教剧对中国早期话剧的影响，主要也在这两个基本方面：话剧形式的影响——只说不唱的演法；话剧观念的影响——追求真实的、生活化的表演观念与方法，而非传统戏曲那种象征的、虚拟的表演观念与方法。 真正揭开中国话剧史序幕的，是20世纪初，一群由留日学生组织的春柳社。春柳社首演的是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第三幕，其后上演了根据林琴南译小说改编的《黑奴吁天录》。“《黑奴吁天录》这个戏，虽然是根据小说改编的，我认为可以看作中国话剧第一个一作的剧本。因为在这以前我国还没有过自己写的这样整整齐齐几幕的话剧本。”【3】该剧于1907年首先在日本演出获得成功。“辛亥革命后，春柳社回国演出，形成了‘文明新戏’的热潮，使得传统的戏曲长时间被称为‘旧戏’,也使得传统戏曲的编剧方法与表现形式有意无意地接受了新戏剧的影响。”【4】林译小说本作《汤姆叔叔的小屋》，是美国女作家斯托夫人的代表作，问世于1852年。斯托夫人生长在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中，她自幼受父亲影响，虔诚信仰基督教，关心道德、宗教和社会问题，具有强烈的传播福音的愿望。在美国，最早反对奴隶制的，是基督教的魁克派（即教友会）。斯托夫人痛恨南方奴隶制度的残暴，怀着“基督教‘仁爱为怀’的伟大宗旨”，用小说揭示社会的黑暗。《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被西方历史学家认家是美国南北战争的导火线之一，林肯总统也曾把斯托夫人称为“发动南北战争的妇人”【5】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面临着被